1874年8月,在前一年维也纳股市崩盘后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意大利支部在巴枯宁的参与下尝试在博洛尼亚发动起义,但惨遭失败。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吸引力依然存在:只要意大利工人得不到选举权,就没有人在议会能代表他们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求的无产阶级的严谨的全国性组织,在北部与南部间存在极大差异的情况下难以实现。相反巴枯宁所鼓吹的底层直接行动,看上去是为自己的要求增添力量的合适方式。
只要传统右派党组建政府,就无法指望选举法修正案会向着有利于广大民众的方向发展。1876年3月18日一场“议会革命”结束了右派占优势的局面:迄今多数派中的一部分,在讨论计划中但极具争议的铁路国有化提案时,联合左派投票反对以马尔科·明盖蒂(Marco Minghetti)为首相的政府。新内阁由一位左派政治家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Agostino Depretis)组建,他曾与加里波第在西西里岛并肩战斗。自从加富尔创建传统右派党起,它的大本营就在北方,左派的根据地则主要在南方。左派内阁不断更换:1876年后的十年间,它们要么由德普雷蒂斯,要么由比他更左一些的贝尼代托·卡伊罗利(Benedetto Cairoli)领导。在左派的统治下,实现了所谓的“转型”(Trasformismo),这是一种在很多方面与法国1879年后“机会主义共和国”类似的“政策变化”。“转型,”用历史学家朱利亚诺·普罗卡奇(Giuliano Procacci)的话来说,“就是确保议会多数的一种实践,方法是或者通过事先与最有名的反对党协商并可能让他们参政;或者徇私舞弊,包括贿赂不那么有影响力的后座议员。”
属于左派立法成就的包括:1877年的免费教育法,6至9岁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而不是像1859年通过的法律那样仅提供两年义务教育;接着是倡议取消农村人口痛恨的谷物消费税,然而直到1884年才最终得到贯彻;还有1881年最终对选举权进行的改革。当时要求实施平等普选的只有极端主义者,他们聚集在加里波第创建的民主联盟(Lega della democrazia)中。1881年6月29日通过的法律规定,选举权要与最低程度的受教育水平和纳税额挂钩。有选举权者的数量从而翻了两番:从50万上升到200万,或者说从人口的2%升至7%。
1882年底的选举显示,改革的受益者是极左派,其中既有资产阶级极端主义者,也包括安德烈亚·科斯塔,他曾是巴枯宁的追随者,现在是首位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国会议员。1882年选举权民主化后,第一家意大利工党——Partito Operaio成立,它拒绝任何意识形态,只要求改善工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经过一次由卡菲罗和马拉泰斯塔于1878年4月在佛罗伦萨组织的未遂政变,以及同年11月在那不勒斯对登基不久的翁贝托一世(Umberto I.)的不成功暗杀后,无政府主义突然戏剧性地失去了其声誉和吸引力。科斯塔在1879年发誓不搞暴力活动并认同了一项社会改革方案,并承诺以议会为宣传平台。
极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势力的壮大,导致了资产阶级力量中左翼和右翼的接近,德普雷蒂斯和明盖蒂则分别为自己的阵营指出方向。在那些批判打着“转型”旗号混淆党派间的界限者中,最知名的首先当属1882年去世的加里波第的战友——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他在1848年1月的巴勒莫革命中就起过主导作用。1887年他接任首相一职。从此开启一个时代,其突出特点是:内政方面打击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外交上与德国密切合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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