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时期看上去,1866年为德意志和意大利带来改变的主要工作似乎是拿破仑三世完成的。他在1866年7月进行的调解在法国被当作巨大成功来庆祝。但若冷静思考则找不到什么理由这么做。克尼格雷茨——或者按法国人所称萨多瓦(Sadowa)——标志着法国迄今均势政治的严重失败。奥地利被削弱的程度远远超过巴黎的希望,普鲁士则实力大增,它试图领导整个德意志实行统一,这普遍被认为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由于拿破仑三世不愿承认权力的转移对法国不利,他竭力创造外交上的成功,以消除第二帝国在国际上威望下降的普遍印象。当1866年秋天法国军队撤出墨西哥时,赢得国际“荣耀”就显得更为迫切,因为公共舆论同样把这看作法国及其元首的沉重失败。皇帝关注的主要是卢森堡大公国,它属于德意志关税同盟,同时与荷兰王国组成共主邦联。从德意志邦联的时代起,那里就有一个普鲁士驻军的邦联要塞:一个时代错误,因为自1866年8月23日《布拉格和约》签订起德意志邦联已经不复存在。为了给法国面子,俾斯麦已经在他1866年6月10日的邦联改革计划中安排将卢森堡大公国排除出将来的邦联地盘,而且今后也不试图让其加入北德意志邦联。
1867年3月底,就在俾斯麦宣布与南德意志各邦国签订攻守同盟并从而在法国引起很大不安后不久,荷兰国王威廉三世(Wilhelm III.)公开宣布,如果普鲁士政府同意,他准备在收取补偿金后把卢森堡割让给法国。德意志公共舆论一片愤慨,特别是正在召开北德意志制宪会议的德意志民族自由党人。然而在德意志南部反普鲁士的怨恨情绪仍然很强,以致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的政府无法同意俾斯麦机密转达的意见:一旦因卢森堡爆发普法战争,两邦国将根据1866年的同盟条约参战。
相反,对俾斯麦有利的消息是:威廉三世国王于4月5日宣布,他将不会签署割让卢森堡给法国的协议。普鲁士首相在此时想竭尽全力避免与法国开战,他不久后即通知英国,同意就卢森堡问题召开国际会议。稍后法国也发表了相应声明。1867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的结果意味着危机的结束:欧洲五强、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共同担保卢森堡大公国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至此,法国收购卢森堡的尝试最终失败。拿破仑三世的唯一安慰是,普鲁士因《伦敦协议》(Londoner Verträge)必须从大公国撤军。新的来自俾斯麦的羞辱发生在一个月后——墨西哥冒险的可怕结局:1867年6月19日贝尼托·胡亚雷斯下令枪毙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共和党反对派感到他们的预言以残酷的方式得到证实:干涉中美洲国家的内政是一个错误,甚至是皇帝迄今最重大的外交政策失误。
第二帝国最后一次军事胜利,可以算作1866/1867年外交政策失利的小小补偿,但对此同时又极有争议:1867年11月3日法国军队在罗马附近的门塔纳(Mentana)打败了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后者闯进了教宗国,准备为意大利夺取罗马。1866年底拿破仑三世根据1864年9月与意大利王国签订的一份公约从罗马撤出了法国驻军,在加里波第的行动后又派驻了少量部队。一场较大的法国与意大利的冲突在1867年秋天再次得以避免:在加里波第志愿军之后进入教宗国的意大利王国正规军,由于法国干预快速撤出。然而在罗马的干预对国内政治是否有用,是值得怀疑的:就算天主教徒会赞成这种做法,反教会势力却对拿破仑三世为教宗再次卖力义愤填膺。
两年后,1869年11月,一个既雄心勃勃又追求声望的项目圆满竣工,它的修建可以追溯到1850年代:苏伊士运河隆重通航。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自1858年起掌握在法国人手中;该公司的总裁和该项目的实际发起者——工程师费迪南·德·莱赛普(Ferdinand de Lesseps)是法国人,1854年他从埃及总督那里获得建设和运营该运河的许可证。英国充满怀疑地关注着法国人的这项伟业,但又不想因这个项目与法国发生严重冲突,因为对英国而言1860年1月签订的英法自由贸易协定,即所谓的《科布登条约》太重要了。这条运河本身尤其符合英国的利益:经由地中海和红海间的航运通往印度的海路大大缩短,以前去印度必须绕过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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