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和8月发生在巴黎的事件在法国境外引发了欢欣鼓舞,但这种鼓舞在许多心怀仁慈的观察家那里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当路易十六于凡尔赛宫,以及10月5~6日被带往巴黎的路上受到羞辱后,最初的批评声音开始出现。在德意志,诗人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一位既感觉敏锐又有影响力的出版人,也是革命的早期同情者,斥责对国王权力的权力的剥夺,因为这与恰当的三权分立的制衡思想不相容。
他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对此只有时间能给出真正的答案——是:“如果从这场骚乱中——有朝一日上帝和更好的本性(Deus et melior natura,作者注)最终占据优势的话——将会产生的新秩序,不久能彻底治愈民主的恶魔给这个醉心自由的民族留下的数不胜数的伤口,那这可以看作是对这么多罪恶的补偿吗?”
七个月后,即1790年5月,维兰德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在德意志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法国国民议会“提出的无理要求太过分,其行事方法是不公平与暴君式的,用民主专制代替贵族和君主专制,一方面用操之过急和不明智的法令,另一方面通过党派意识(充满党争精神,作者注)去煽动人民,让民众在迷醉自由的状态下做出最令人发指的狂放行为……”
当制宪议会在1790年6月废除世袭贵族及其所有头衔与特权时,维兰德提出了公开抗议。虽然他仍称“把一个伟大民族从蜕变为最难以忍受的、贵族统治的君主政体的铁腕独裁下解放出来”,是“所有行为中最值得荣耀的”;但他绝不会认为以下行为有何荣耀,即“不是(以英国宪政为榜样)通过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建立起权力真正受到限制的君主制,而是建立起一种巨大的、异常复杂的、无助和不安全的民主……”这种尝试似乎让作者觉得已经因此该受到谴责,因为他坚信,在法国也曾有另一条路可走:“毫无疑问,应该与贵族以及王室和神职人员携手进行那些势在必行的改革,这是共同利益所要求的。”
自1772年起,维兰德住在魏玛的公爵府当门客,与他有同样想法的还有许多当年德意志的思想精英代表。其中之一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他是1776年受歌德邀请来到魏玛的。1789年他曾是法国革命起义的热情辩护士,仅仅三年之后,他认为没有什么“比愤懑和疯狂的民众以及由疯狂的民众实行的统治”更令人厌恶的了。“鉴于它正处于可怕的一团糟状态中,前途未卜”,法国通过其革命得到了什么?人们如何能希冀更好的有关革命的教育,“不人道、欺诈、混乱之场面的后果是:通过它们留下的印象,也许几代人不知何谓人类性情中的仁爱。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自由精神,以及似乎由此生发的血腥战争会对各民族和统治者,特别是对人文、科学和艺术机构产生什么作用?”德意志人除了从法国的经验中学习外,没有别的出路。“我们看待法国大革命,可以像站在安全的海岸上看着一艘公海上的船正在下沉,若是我们的邪恶精神没有违背我们的意愿把我们也卷入海中的话。”
赫尔德和维兰德肯定是说出了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中大多数有教养者的心里话,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有很少的德意志媒体人不仅欢迎议会代表们在1789年夏天的革命举动,而且对雅各宾派亦表现出一定的理解。但即使在(这么称呼他们是否合理尚值得怀疑)“德意志雅各宾派”中,多数人也明确拒绝效仿革命的法国。探险家和作家约翰·格奥尔格·福斯特(Johann Georg Forster)——1792年他在被法国占领的美因茨成为自由与平等之友协会(Klub deutscher Freiheitsfreunde)的会员——于1793年指出,德意志“vb其自然、道德和政治条件”正走在一条“缓慢、逐步完善和成熟”的路上。它应通过“其邻国的失误和痛苦变得聪明起来,别人必须自下而上用暴力骤然夺取的自由,它也许可以自上而下地逐渐获得”。激进作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雷布曼(Georg Friedrich Rebmann)1796年宣称,他从未严肃地“思考过一场法国模式的德意志革命(原文如此! )。在新教国家中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在我们的天主教国家中同样也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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