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1848年的两个要求之一得到了满足:民族统一。通过小德意志解决方案,俾斯麦不仅确立了普鲁士在德国的外在优势地位,而且也巩固了老普鲁士领导层在内政方面的实力地位。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对抗,像不久前1862~1866年的宪法冲突,在普鲁士军队于克尼格雷茨和色当获胜后已几乎难以想象。1848年的另一个要求——政治自由,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还未得到兑现。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所追求的加强议会的权力,直至实现事实上的议会体系,这是俾斯麦无法让步的。如果帝国宰相要依赖国会的信任,那么联邦参议院将失去其相应影响力。无论是普鲁士还是其他各邦国都不愿接受对其权力的这种削减。
1871年后军费预算约占帝国总预算的五分之四,依然是执行机构与立法机构间关系的神经痛点。1871年,当1867年北德议会通过的四年预算到期时,国会同意批准新的临时预算:和平时期常备军力量被定为401000人,为期三年。1874年俾斯麦要求不受时间限制地将常备军数目控制在这个水平上,即所谓永久措施。1867年后,民族自由党是首相最亲密的盟友和实际上的帝国创建党,若是不放弃其最重要的纲领之一——彻底实现国会预算授权法,他们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的。俾斯麦让支持他的媒体大肆渲染法国的复仇情绪和巴黎的军备政策,最终他与民族自由党领袖鲁道夫·冯·本尼西森达成妥协:七年临时军事预算,七年期。由于到1888年立法周期历时三年(此后历时五年),这项规定意味着,只有每两届国会才有一次彻底行使预算权的机会。
1871年后,民族自由党致力于让统一来促进自由。1871年3月第一次议会选举中,他们以23.3%的份额领先于12.2%的保守党和不足9%的进步党成为最强大的政党。他们与大本营在南德的短命帝国自由党(Liberale Reichspartei)以及自由保守党(Freikonservative Partei)一起,在国会中拥有微弱多数。这些议会党团提出的多数法案带有格外明显的民族自由色彩:1871~1875年的帝国货币及硬币统一法,以及普鲁士1872年通过的有关辖区制度(Kreisordnung)改革的法律,该法废除了领主的警察治安权,区行政长官职位与获取政府律师的资格挂钩,从而为司法的新分支——行政诉讼管辖打下了基础。
后果最严重的要数民族自由党联手俾斯麦在文化斗争中出台的法律。民族自由党是天主教世俗权力从而也是政治天主教的天生对手:他们之所以如此决绝地进行这场文化斗争,是因为日益强大的天主教群众运动质疑了自由主义想代表整个社会的要求。如果1870年12月成立的天主教德国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夺走了迄今民族自由党的选民,那处于危险之中的就不仅仅是民族自由党作为最强大政党的地位。此外人们还得估计到,有朝一日保守党和天主教徒会形成反对自由党人的多数:这样一种格局对民族自由党,也包括进步党来说不啻于一场政治灾难。
文化斗争的背后却不仅仅只是政党策略方面的考虑。对信仰新教的德意志大部分地区而言,在普鲁士领导下帝国的创建意味着新教战胜了天主教,从而也标志着宗教改革在政治上的完成。新教的文化霸权应该是对普鲁士政治霸权的补充和巩固:这是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在民族构建理念方面的精髓。几个世纪以来所存在的文化民族是大德意志的,根据民意它包括整个德语区。当奥地利逐渐脱离德意志后,现在从大德意志文化民族中发展出一个小德意志国家民族。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也包括进步党和保守党的许多支持者想赋予它的新教轮廓,从一开始就与一种排除有关:天主教徒如果想被承认为好德意志人,必须可信地表达出他们 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忠诚要远远超过对跨国的罗马教会的忠诚。此外,他们在承认普鲁士之政治优先地位的同时,也要承认新教的文化优先地位。从自由和新教的角度看,文化斗争是民族构建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甚至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民族意识的基石。
按照俾斯麦的理解,文化斗争事关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利益。1871年7月,在他的坚持下,普鲁士文化部中的“天主教处”被撤销,他怀疑天主教神职人员通过该处支持在波兹南和西普鲁士的波兰民族运动。从谴责天主教会支持波兰之事,到断言中央党与其他“帝国敌人”如韦尔夫家族派、丹麦人、阿尔萨斯和洛林人勾结,从而自己成为“帝国的敌人”,只是一步之遥。对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徒的建议——德意志应该为恢复教宗国出力,也就是说与意大利决裂——俾斯麦极为愤慨。中央党致力于把基本权利,具体地说包括信仰和宗教自由写进帝国宪法,俾斯麦认为这侵犯了各邦国的文化主权。帝国宰相也乐得看到:在1871年帝国初创的几年中民族自由党将全部好斗精力集中在与天主教会的冲突上,而不是热衷于帝国的议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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