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容易在各阶层中调动起反自由主义和犹太精神的情绪,这些人都感受到不断工业化所带来的威胁:他们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但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中也能找到反犹主义的支持者和追随者。柏林的宫廷和主教教堂布道者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 Stoecker)1879年虽然与种族仇恨划清了界限,但其对“现代犹太教”的攻击却获得了广泛支持,他说犹太人越来越主导了媒体和政治,对德国人的生活构成很大威胁。同年,受人敬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发表在《普鲁士年鉴》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在其中警告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之后果并称反犹运动“既深且强”:“直至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圈子,这类男人平常会断然拒绝任何宗教上的不宽容或是民族傲慢,如今他们却众口一词: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特赖奇克试图避免做出他认为是错误的结论:撤销对犹太人的解放,甚至哪怕只是减少这种解放都将是“明显的错误”。而对“犹太裔公民”的要求只能是:让他们成为德国人和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德国人。但他的文章撕裂了一道大坝:反犹主义越来越 渗透到自由中产阶级之中,在大学生中赢得广泛追随者。反犹主义的社会兴起是伴随着犹太人的社会崛起出现的:学者中反犹人数的增加与犹太学者数量的增加呈正比。
奋起反对特赖奇克、施特克尔的观点和其他反犹言论的不仅仅是自由派犹太人。皇太子腓特烈在1879~1881年就曾对此一再表示自己的愤慨。1879年11月,自由派知名人士在柏林市长和前任国会议长马克斯·冯·福肯贝克(Max von Forckenbeck)带领下,反对种族仇恨、不容忍和狂热。对特赖奇克进行了最尖锐批评的是著名古代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他和特赖奇克一样是柏林大学教授。特赖奇克为诸如犹太人是“二等公民”等言论的出笼打下了基础,从而鼓吹了内战,蒙森写到。“这场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的内战,哪怕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就是一场民族灾难。”
以股市崩盘和经济危机为征兆,反犹主义不仅在德国广泛流行,而且在奥地利、匈牙利和法国,反犹者尤其在1880年代势头很旺,同一时期反犹暴乱在俄国也日益增多。但在“现代反犹主义”方面德国扮演了急先锋角色。德国的反犹主义者接受了各种适合他们概念的论据:从查尔斯·达尔文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生存竞争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到约瑟夫·阿瑟·德戈比诺伯爵——托克维尔的前秘书——的人种不平等以及“雅利安”种族优越的理论。对犹太人的盲目仇恨不需要理智的理由。但“喧嚣闹剧类反犹主义”现在已不再是最危险的反犹主义形式。对于犹太人和政治文化更具威胁的是“文雅的”反犹主义,它不想用野蛮暴力来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是通过政治手段,正是为此必须提供表面上科学的理由。
无论自由派的抗议想达到什么目的,犹太人的敌人对此根本不买账。1880年底,实证主义 通俗哲学家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在其著作《犹太问题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Die Judenfrage als Rassen,Sitten und Kulturfrage)中呼吁各民族起来反抗“犹太化的弊病”和“犹太人的统治”。他称犹太人为“内部迦太基,现代各民族必须推翻其统治,以避免自己的道德与物质基础被其摧毁”。七年之后,受人尊敬的东方学家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原名为保罗·安东·伯蒂歇尔(Paul Anton Bötticher)——称犹太人是“增生性害虫”,应该将其踩死。“与旋毛虫和杆菌没什么好商量的。对旋毛虫和杆菌也没法进行教育,对它们只能尽量迅速、彻底地予以消灭。”
被消灭是犹太人的最后命运:对坚定反犹主义者来说,这个结论出自他们的信念,这个世界上没有犹太人的位置,因为他们四海为家,所以他们无处是家。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要么不是一个民族,要么他们是生活在其他民族中的民族,总之是一种异物。最迟随着1871年民族国家的建立,德国人自己不再是“世界公民”。相反,大多数德国人认为,犹太人不愿意或不能够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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