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德式“现代反犹主义”背后的是许多德国人在自己民族身份认同方面的深层不确定性。在对外征服了法国这个“宿敌”后,他们开始对内搜索“宿敌”,这个宿敌应能帮助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德国的和什么不是德国的。反对教宗至上主义的“天主教徒”的文化斗争不是很成功;它导致了民族的分裂,而不是令它团结。“国际犹太人”更适合扮演内部敌人的角色,因为他们与所有让德国人感受到威胁的东西都有关联:国际股票资本和国际社会主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有信仰和无信仰的基督徒在这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从长远来看反犹主义在德国的政治文化中比反天主教拥有更广更深的效果。
187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处于守势,然而这不仅是,而且主要不是由于反犹主义的煽动宣传。更重要的是俾斯麦侯爵(他因建国功勋被授予此爵位)自1875年以来在准备内政变革。与此相关宰相试图让最大政党民族自由党的领袖与自己的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他提出要让鲁道夫·冯·本尼西森出任普鲁士政府的首相,同时接手帝国宰相府国务秘书一职。由于帝国宪法第9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同时兼任联邦参议院和帝国议会的成员,本尼西森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放弃议会议员委任,这意味着他在政治上可能遭到被孤立和架空的结果。为了规避这种风险,本尼西森建议俾斯麦让另外两位民族自由党主要领军人物——当时的布雷斯劳市长,稍后的柏林市长马克斯·冯·福肯贝克和巴伐利亚-施瓦本地主弗兰茨·申克·冯·施陶芬贝格(Franz Schenk von Stauffenberg)担任政府职务,他们二人都属于党内的左翼。帝国宰相若是同意了这一请求,那他就是向议会君主制迈近了一大步:俾斯麦是不可能容忍这种发展的。“本尼西森成为首相候选人”的事就这样搁浅了。
民族自由党在1870年代前半期总体来说一直是俾斯麦的忠实盟友。1875年帝国宰相决定改弦易辙:从自由贸易转型到保护主义,从而背离经济自由主义。俾斯麦并非坚定的保护主义者,他这样做主要是财政上的权宜之计。迄今帝国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各邦国的分摊款项(Matrikularbeiträge),因此帝国靠各邦国供养。保护性关税和国家垄断,如烟草和帝国间接对啤酒、烧酒和咖啡抽税,以及提高烟草税会消除或至少减轻这种依赖,让帝国财政获得更坚实的基础。但占议会多数的民族自由党原则上拒绝国家垄断和关税保护,新的帝国税他们只在一个先决条件下同意,即帝国议会对收入的一部分同样获得每年的批准权,如同它对分摊款项的数目拥有批准权一样。
俾斯麦因此无法希望把全部民族自由党争取到自己一边。“首相候选人”一事还关乎着分裂一个党以及构成新的议会多数。除了民族自由党右翼,这个职位还可以由自由保守党和保守党人出任,后者自1876年更名为“德意志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开始,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天主教中央党也有可能成为合作伙伴:自1874年以来它是德国最大的政党,尽管不是最大的议会党团,它和保守党一样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这两个党尤其致力于限制营业自由,以便保护独立手工匠人的利益。与中央党合作在1870年代末之所以能够想象,还有一个别的原因:1878年2月庇护九世逝世后,推行“现实政治”的红衣主教佩西(Pecci)接替他成为教宗利奥十三世(Leo XIII.)。德意志帝国与天主教会之间化干戈为玉帛的前景前所未有的好。
至于引进保护性关税,其最坚决的议会支持者出自自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右翼,最有力的支持来自莱茵-威斯特法伦的钢铁工业和德国南部的棉花产业。从1873年的经济危机开始,这两个行业感到受英国竞争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因此他们在1876年2月建立第一个德国企业的高端组织——德国工业家总会(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时也起了主导作用,该组织公开赞同设立保护性关税。同年(1876年),易北河以东出口粮食的骑士庄园主们组建了税收和经济改革者协会(Vereinigung der Steuer-und Wirtschaftsreformer),此时他们还没有要求终止自由贸易。但可预见的是,一旦从北美和俄国进口的廉价粮食令市场关系出现对德国东部农业经济状况不利的情况,他们将改变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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