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对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的迫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他们中间发展出一种生活在政治隔坨区(Ghetto)的意识,这类经验帮助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世俗的救赎宗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中,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通常只接受那些能帮助他们,用对幸福未来的信仰来对抗令人窒息的当下的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民马克思主义”在1878年后占了上风,这是一种确定性信仰,基于以下信念:历史进程之自然必然性决定了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为了消灭阶级社会、阶级国家和阶级司法,实现无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必须进行其阶级斗争:这是目标,其他一切都得服从这一目标。
俾斯麦在1870年代末就已明白,禁令和压迫不足以有效打击社会民主党。他考虑社会政策方面的举措,以便满足工人的各种合理要求,甚至可能把社会主义运动引入理性轨道。这方面也需要与“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学派的“自由放任”决裂。但首先必须通过关税和间接税持续地改善帝国的财务状况,自1878年7月选举后,这一打算得到议会多数支持的可能性比从前大了很多。
1878年秋在德国工业家总会的鼓动下,议会议员中赞成关税保护者联合成立了跨议会党团的“国民经济联合会”(Volkswirtschaftlichen Vereinigung)。所有397名议员中的204位参加了这个联合会,除了德意志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还包括大多数中央党以及27名民族自由党成员。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为铁和纺织品设立关税。保守党中现在也有人支持收取高额谷物税,这正合俾斯麦的意。但1879年3月帝国宰相在联邦参议院并未能如愿以偿:铁和纺织品的关税虽然以他所期望的高度得到通过,但谷物税的税率却被显著降低。
为了替原始提案赢得多数,只剩下一个办法:将关税问题与财政改革一并解决。对这种一揽子计划感兴趣的首先是中央党,作为一个在联邦范围内运作的党,它想获得各邦国上缴的分摊款项,而且作为制宪党它想在议会中保住预算权。一项由巴伐利亚中央党议员格奥尔格·冯·弗兰肯施泰因(Georg von Franckenstein)提出的申请提供了一条出路,联邦参议院和国会的多数均认可了这种解决办法:根据“弗兰肯施泰因条款”,关税和烟草税年收入要限制在1.3亿马克之内。一切超出这一数字的收入必须转交各邦国。由于这无法满足帝国的财政需求,分摊款项继续保留。分摊款项的来源是此前帝国转交各邦国的,盈余部分由后者留存,这样后者也能从关税和增加烟草税中得到好处。国会仍旧有权与联邦参议院一起决定每年分摊款项的额度,因此它保住了自己的预算权。
凭借对这项建议的支持,俾斯麦同时保障了通过中央党得到较高的农业税。1879年7月12日,国会通过了保护性关税和提高烟草税法案,投票赞成的有两个保守党(德意志保守党、自由保守党)和中央党的全部议员,以及16名民族自由党议员。这次投票结束了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之间历时十二载的合作。帝国宰相决定选择一种新的党派格局,这里面虽然可以有民族自由党中极右翼力量的活动空间,但绝无迄今为止其左翼的地盘。16位民族自由党的关税保护主义者在投票的当天就从结果中知道自己成为少数这一事实:他们离开了民族自由党。两位编辑出版《普鲁士年鉴》的议员——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和威廉·韦伦普芬尼希(Wilhelm Wehrenpfennig)在前一天就与该党分道扬镳了。
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背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也标志着一种转折。通过切断国际竞争的可能性,易北河以东的骑士庄园主过着特权生活(为此付出代价的是消费者),而且他们继续对政治和社会施加着影响。在工业界内部,保护性关税增加的是传统的、从长远看不那么有扩张能力的产业部门的权重,这不利于新的有增长潜力的部门如电气、化学和机械制造行业。“庄园”与“高炉”之间的联盟演变成德国政治的一个保守轴心。地主和重工业首次联手对付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这种联盟此后常常因内部矛盾而遭到质疑,但只要共同对手让共同抵抗显得有必要,双方总是一再携手。
从自由贸易到保护性关税的转变构成了同时代人所谓的“内部建国”(inneren Reichsgründung)的物质基础。经济政策转变的伴随现象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演变。自由贸易的反对者提出的口号是“保护民族就业”,这样他们就同时有了民族与社会论据:德国应为了不难理解的自我利益,抵制外国廉价商品的竞争,保护国内的宝贵工作岗位。1871年帝国创立前自称“民族主义”者,均是反封建和反地方主义、争取市民解放的。1870年代,一些远离民族统一运动,甚至打压过它的团体也开始使用民族主义修辞术:特别是普鲁士保守党人,他们非法使用这类民族主义字眼,意在为自己在厌倦了内斗的农民、工匠和商人中争取到更多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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