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5年不仅是孟德斯鸠去世和卢梭发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之年,1755年被载入史册还因为这一年的11月1日,天主教的万圣节,葡萄牙、西班牙和摩洛哥的大部分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和海啸。在“里斯本地震”和接下来发生在11月18日以及12月9日和26日的余震中,估计受难人数总共达到23.5万人。它震动的不仅是直接受海啸、地震和火灾影响的灾区,而且象征性地震撼了整个欧洲和西方世界。
如此众多之人的不幸引起许多人怀疑神意,这是一种消极的神意论,被解释为对上帝公正的反证。同时代哲学家中可谓最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年),在他的诗《里斯本灾难哀歌》(Gedicht über die Katastrophe von Lissabon)中反对莱布尼茨的观点,后者认为我们生活的现存世界是上帝所能创造的最好世界;他也不同意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所说的“一切都好”。“你们说,一切都好,一切必不可少。/若地狱之口没有吞噬里斯本,难道世界会更糟?”伏尔泰向那些乐观的决定论者发问,“一个完美的上苍不会制造灾难。/灾难亦不会来自别的什么地方……幸亏有一位上帝来安慰我们,/他愿以自己的牺牲来救赎我们。/他的来访却让人世依然如故。”
卢梭以书信的形式反驳了这位哲学家。伏尔泰呼吁不幸的人继续忍受痛苦,并解释这么做的理由:上帝虽然能够阻止痛苦,但他不想这么做。相反,卢梭认为除了死亡,大多数灾难都是人祸。“让我们继续您的里斯本话题,例如您应该承认,在那里建造了两万栋六七层高楼房的可不是大自然。倘若这座大城市中人口分布得更均匀,而且他们住在更轻便的建筑中的话,损失就会小得多,也许根本不会发生。那样的话,每个人都能在第一次地震时逃脱,第二天人们会在二十英里以外的地方看到这些居民,他们会同往常一样欢乐,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的论据与此相似:“不难猜到,如果人们在一块充满易燃材料的地基上盖房,整幢辉煌的大楼早晚会毁于一旦;但是,人们必须为天意的安排而忐忑不安吗?做出以下判断,岂不是更好:地面上有时会发生地震,这是必不可免的;但我们没有必要在地面上建造华丽的住宅。秘鲁人居住的房屋墙很矮,其余部分是由芦苇构成的。人类必须学会适应自然,但人类却想让自然适应自己。”
在《论1755年底发生在大部分地区之地震的原因及地震中奇异事件之描述》(Geschichte und Naturbeschreibung der merkwürdigen Vorfälle des Erdbebens,welches an dem Ende des 1755sten Jahres einen großen Teil der Erdeerschüttert hat)一文中,这位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在下结论时更像一个神学家。“当人类想猜测上帝统治世界的具体意图时,他是两眼一抹黑的。至于实施,即我们应该如何根据神意的目的来走神意给我们指明的路径,仅仅在这方面我们是明明白白的。人生来不是为了在这个虚荣的舞台上建造永恒的棚屋。因为他的一生有高贵得多的目标,为了与此相适应,那些被我们认为是最宏大与最重要的事情都会毁于一旦,好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易变性。这是要让我们记住,地上的财富无法令我们追求幸福的欲望得到满足!”为了证实他所说的,康德完全可以引用《新约·希伯来书》中的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
启蒙运动倡导者康德并不反对基督教,而只是反对对基督教的不开明诠释。在他看来人们完全可以要求一位神职人员,在辅导其教义问答的学生和在教区布道时按照他所就职的教会之信条来讲道。然而作为一位神学家,他有充分的自由,甚至是使命,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把那些信条的错误之处,以及他对构建更好的宗教与教会体制的建议传达给公众。神职人员作为学者与任何其他人有相同的自由,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自由是所有自由中最无害的,同时它又是启蒙所需要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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