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目睹了一个富有才智的民族进行的革命,这场革命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它可能会如此充满了不幸和暴行,以至于一个思维健全的人如果会希望第二次从事时成功地完成革命的话,就绝不会决定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试验。——依我说,这场革命的确如愿以偿地在所有旁观者(他们自己并没有卷入这场戏)的心灵中获得了一种同情,这种同情几乎接近于狂热……因为人类历史上的这样一种现象不再被遗忘,这是由于它揭示了人的本性中向着更善的一种禀赋和一种能力,这类东西不是任何政治家从事物迄今为止的进程中推敲出来的……”
当伊曼努尔·康德1789年在其《学科之争》(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中写下上述句子时,法国大革命在德意志已经没有太多持同情态度的朋友了。康德属于少数反对鄙视它并仍旧捍卫1789年思想的人。这位柯尼斯堡的哲学家从未想到过要为雅各宾党人的恐怖行为辩护;但他在自己所批判的暴政中,并不能看到去否定那种“理想化”——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战斗——的理由。这种“理想化”仍旧有权得到人们的参与热情。因为1789年的事件证明,“人类至少在禀赋中有一种道德品性,这种道德品性不仅使人期望向着更善的进步,而且就人类的能力目前所及而言,其本身就是这样一种进步了”。
大约在康德之后30年,另一位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其柏林的历史哲学讲座中称法国大革命为“壮丽的日出”。“所有具备思维能力的存在都参与了对新纪元的庆贺。当时有一种崇高的情感充满人心,精神的激情震撼着整个世界,就好像神圣的东西与世界的和解刚刚来临。”
1830/1831年左右,在去世之前不久,黑格尔用上述词语让他的听众们意识到,1789年7月14日的大事件——群情激愤的巴黎民众冲击巴黎巴士底监狱——让他及其(在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院就读的)同窗好友荷尔德林与谢林感受到了什么。“所以现在就有一个与公理相一致的宪法建立起来,从此一切法律都要以它为基础。自从太阳悬挂在苍穹,并且其他行星围绕它运转以来,从未见到过人依靠他的头脑,也就是用思想来塑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第一个说,(nus:精神、思想、理智,作者注)统治世界;直到现在人类才认识到,思想应该统治精神的现实。”
让康德和黑格尔热情澎湃的是经过启蒙洗礼的欧洲的热情。法国国王的古老国家监狱是旧制度的象征,巴士底狱被捣毁对热爱自由的朋友们意味着一切专制压迫与思想禁锢——无论它们还存在于什么地方——终结的开始。当国民议会在著名的8月4日夜间的会议中决定取消封建制度,其中包括税收特权、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领主审判权、贵族的渔猎权以及教会什一税时,人民对法国革命的热情更为高涨。8月4日的决议通过一周后,8月11日公布了相应法令,它是这样开始的:“国民议会完全废除封建制度。”
虽然这还不意味着所有封建权力的终结:只有富有的农民才能从物权负担和封建领主对土地的占有权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有钱向地主支付赎金。1789年7月下旬——“大恐慌”(Grande Peur)时期——发生在农村的骚动,具有集体“恐慌”的性质,所以仅仅暂时平息下去。当1790年3月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案,使拍卖领主剩余权利成为可能时,因为只有资产阶级能够从中获益,新的抗议又出现了。尽管如此,1789年8月4日的决议仍旧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历史性创举:与数百年来贵族与教会的特权决裂是一种信号,全欧洲都接收到了这一信号。[1]
废除封建制度三周后,国民议会于1789年8月26日又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决议:它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Erklärung der Menschen-und Bürgerrechte)。显而易见,这是以美国为榜样。最早提出建议在制定宪法前先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那位国民议会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站在美利坚合众国一边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拉法耶特侯爵。他受到美国各州,特别是弗吉尼亚州基本人权的启迪,并在起草自己的《人权宣言》草案时得到了托马斯·杰斐逊的积极帮助,后者在1785~1789年间任美利坚合众国驻法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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