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无须害怕随着波旁王朝的复辟会导致一场社会动乱。1813年2月1日,路易十八就已郑重宣布,他将不会质疑1789年后产生的财产关系。大革命以来土地占有者的数量增加了 两倍,而且最大和价值最高的土地集中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手中:1820年代,十分之九的人口只拥有四分之一的土地,而1%的土地所有者却占有超过30%的土地。在有产阶层(即商人和企业主)中,法兰西大帝国在1814年前的最后几年中越来越失去了其依靠作用。自从这个“泱泱大国”从拿破仑的征战中无法获得额外的“荣耀”后,也就没有什么能让公众对经济危机和国家财政的糟糕状态视而不见了。中产阶级异常清醒,他们不会试图再次推翻新的政治秩序。
然而,路易十八若想得到法国人的支持,自然必须做一些拿破仑以他自己的方式已经做过的事:他必须秉承传统。对于拿破仑来说这意味着:继承1789年以前的传统,创建“帝国贵族”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对路易十八而言,关键在于与刚刚结束的过去划清界限,减少革命与拿破仑时代的严酷。保证革命后的财产关系不受质疑仅仅是向此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同样重要的是一部宪法,它将保障一些革命成果,如个人权利、权力分立和当选代表参与立法,并以此显示出它优于帝国的实际宪政。
1814年6月4日,路易十八签署的《宪章》(Charte constitutionelle)是一种历史性的妥协尝试。君主再次仅仅是上帝恩典的国王,人民或国家主权不再被提及。国王手中握有行政权和立法倡议权。他任命大臣、官员和法官,他指挥军队,宣战并缔结和约、同盟与贸易协定。两院参与立法工作:上议院(Chambre des Pairs)由国王任命,下议院(Kammer der Deputierten)议员任期五年,他们根据资格性选举原则选出(其后果是,到1830年整个法国的“选举人”数目 从来没有超过10万人)。两院可以请求国王,就它们所指定的议题提出立法动议。它们有权因叛国或贪污起诉大臣,审判权归上议院。
宪法保障了法国人的某些“国家法”,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个人自由、免遭任意迫害或逮捕、宗教自由(同时规定罗马天主教为国教)、法律框架下的言论自由、财产(包括革命时期的国家财产)不可侵犯。古老的贵族重新获得其贵族头衔,新贵族的头衔亦得到保留。荣誉军团勋章继续存在。各种古老的特权、“封建主义”和等级制没有恢复。“本届政府重组前”,禁止进行“民意调查和表态”。法庭和公民均被责成“还是忘却”。
健忘与大赦的承诺是为了安抚大部分有理由害怕波旁王朝复辟的人:革命和帝国的积极分子。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1791年宪法》为法国个人带来的个人权利相比,《宪章》提供的保障要少;但它却比《帝国宪法》自由。与1791年、1793年和1795年宪法中的立法权相比,下议院的权力相对小得多。然而,下议院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力:它不是各等级的代表,但是一个代表大会,由那些鉴于其纳税贡献而拥有投票权的人选出。国王提出的法律草案只有获得两院同意才能生效。如果下议院不同意,会导致宪法冲突。这种可能性是宪政体制的致命弱点,对这种体制而言,1814年的《宪章》在几十年中一直是“原始宪法”,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法国本土。
波旁王朝复辟还不满一年,就完全出乎意料地遭到一位对手——拿破仑的挑战;巴黎与维也纳的和平会议还在继续召开,与会者更没料到这一挑战:拿破仑。3月1日,皇帝率领一千名左右的官兵离开厄尔巴岛在戛纳(Cannes)附近登陆。当时他错误地认为维也纳会议已经结束。在前往巴黎的途中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那些向他欢呼的人中有许多雅各宾党人的追随者,他们要求取消教会和处决波旁王族人员。这迟早会导致内战,拿破仑当然想避免战争。在里昂他了解到和平会议仍未结束,1815年3月13日拿破仑颁布了他的第一批法令,其中包括召集各省选举团前往巴黎,在那里对《帝国宪法》进行必要的修订。
拿破仑现在想以自由、锐意改革和热爱和平的姿态出现在法国人面前。他知道,波旁王朝在城市下层阶级和多数地区的农民中并不受欢迎,而且也没有争取到资产阶级的支持。皇帝在军队中仍然深受爱戴:3月18日,内伊(Ney)元帅的兵团非但没有在欧塞尔(Auxerre)阻击他,反而阵前倒戈就说明了这一点。当路易十八听到此消息后,他决定带领随从人员离开首都,前往法国北部的里尔(Lille)。因此,拿破仑得以在3月20日重返巴黎,并立即开始组建新政府。他再次任命富歇担任警务大臣,富歇在前一年曾投靠波旁王朝,现在他不相信皇帝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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