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和教会的影响力要大大超过皇帝与帝国的权力。大约1000年时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大部分均已基督教化。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掌握在信仰基督教的统治者手中,而大部分领土仍属于科尔多瓦(Córdoba)穆斯林后倭马亚王朝哈里发(Omaijaden-Kalifat)管辖区。中欧东部构成帝国一部分的波西米亚(Böhmen)和摩拉维亚(Mähren)、克罗地亚(Kroatien)、波兰和匈牙利均已改信西方基督教。
在东南欧拜占庭东正教广为流传,保加利亚王国(Bulgarische Reich)同样如此,它在9世纪时或曾试图与西方教会联系,但1018年最终被拜占庭帝国征服。此外,在由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代瓦良格人(Waräger)统治的基辅罗斯,俄罗斯土地上最早出现的大面积统治区域,东正教也占了上风。在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Wladimir)受洗后,以及他和拜占庭公主安娜于988/989年结婚后,正在形成的俄罗斯教会就听命于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或是由他所任命的希腊都主教。然而,1051年弗拉基米尔的儿子雅罗斯拉夫(Jaroslaw)就已经首次(没有遵从拜占庭的旨意)任命了一位东俄罗斯僧侣为基辅的大主教。
1000年左右,生活在西斯拉夫部落居住的易北河以东大部分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及芬兰的各民族仍是异教徒。波罗的海区域的基督教化历时几个世纪才完成,而且是靠军事手段强制推行的,其中条顿骑士团(Deutsche Ritterorden)在古普鲁士人或普鲁士人居住的地界,即后来的东普鲁士,尤其以强硬出名。基督教的“以剑传教”和西方扩张行动结束于1387年,这一年立陶宛大公雅盖沃(Jagiello)皈依天主教。大约一个世纪之后,血腥的“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大功告成:1492年初,格拉纳达(Granada)——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块土地落入基督徒手中。
11世纪末,西方教会在地中海东部也开始与伊斯兰教展开进攻性对抗。1095年11月27日,教宗乌尔班二世(Urban II.)在克莱芒宗教会议(Synode von Clermont)上呼吁解放圣地巴勒斯坦。十字军——一支庞大的、七拼八凑的国际队伍——东征的最初受害者自然不是穆斯林,而是其他“异教徒”,即生活在莱茵河沿岸城市,包括沃尔姆斯(Worms)、美因茨(Mainz)和科隆(Köln)的数千名犹太人。到达目的地后,十字军士兵于1099年7月15日对被占领的耶路撒冷进行了血腥屠城。所有穆斯林均遭杀戮。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的命运同样可悲:他们逃进去避难的主教堂被焚烧,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火海。这就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结局,其直接的政治后果是建立起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国——这是一个具有法国特色的采邑制国家——以及另外三个十字军国家。[13]
“十字军东征是教宗的战争,”奥地利历史学家米夏埃尔·米特罗尔(Michael Mitteraduer)写道,“使十字军东征成为圣战的不是因为对圣地的争夺,而是因为教宗的呼吁,他的呼吁——按照他的理解——宣布的是上帝的旨意。没有教宗就不会有十字军东征。只有教宗能呼吁进行圣战,只有他能向西方基督教最边远的区域派遣鼓动圣战的布道家,以敦促骑士们进行讨伐宣誓……尤其是只有教宗有权承诺与十字军东征有关的恩典,正是这些在宗教意义上使十字军东征具有了特殊性。只有在武装朝圣和宗教救赎的承诺相结合时,西方的十字军东征运动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对已犯罪行赦罪——教宗向十字军东征参加者所许的愿,也并没什么新东西:11世纪,在先前与西班牙、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撒拉森人(Sarazenen)抗争时就有过。赦罪是一种西方专有的现象:拜占庭皇帝绝不可能说服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通过宗教救赎的承诺去提高人们参加反对穆斯林战争的积极性,所以也没有拜占庭发起的讨伐战。
对于解放圣地的十字军,教宗不得不依靠起初不愿意参与的意大利海上共和国(italienischen Seerepubliken),首先是比萨(Pisa)和热那亚(Genua),后来也包括威尼斯。只有它们能利用其舰队进行跨地中海的运输,确保为新成立的十字军国家——特别是耶路撒冷王国——提供给养。与海上共和国如出一辙,近东新建立的基督教国家也追求自己的利益。1105年十字军转而征战拜占庭,其结果是,历史上西方与东方教会于1054年发生的最终分裂被政治化,后果惨烈。所有这一切大概都要算在安条克亲王博希蒙德一世(Bohemund I. von Antiochien)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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