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1204年所进行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主要目的是夺回1187年由苏丹萨拉丁(Sultan Saladin)征服的耶路撒冷。在威尼斯海上共和国的煽动下,最后一次十字军违背教宗的意愿,把讨伐目标转向了君士坦丁堡。1204年,曾经的东罗马帝国首都落入了十字军骑士之手,他们一连三天大肆劫掠,强奸与谋杀案件数不胜数。十字军随后建立的拉丁帝国,再未能覆盖整个拜占庭帝国的疆土。1269年希腊人经过激战再次占领君士坦丁堡,但东罗马帝国再也未赢得昔日的权势。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征服。拜占庭帝国不复存在,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十字军东征,原本是基督教对伊斯兰教旷日持久的攻击之反击,却没有给西方基督教带来任何持久的收益。1228/1229年他们曾短期内再次占领耶路撒冷,但1244年该城最终落入穆斯林手中,1291年连十字军在圣地的最后据点阿卡(Akkon)也失守了。教宗们在历次十字军东征中扮演着西方基督教领袖的角色,这么大一个项目的失败首先是他们的失败,这种失败对其政治权威造成了长期损害。
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激进反对拜占庭的转折反过来削弱了整个基督教的地位。基督教内斗的政治赢家是一个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它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就开始了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1453年后希腊学者,包括出自米斯特拉斯(Mistras)哲学学校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卜列东(Plethon)的学生,大批移民意大利,他们在那里为文艺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莫斯科——正在形成的大俄罗斯帝国的首都——成为东正教的新中心,此后它自诩为“第三罗马”,即拜占庭的古老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的神话让俄国获得一种救恩史使命,以前只有神圣罗马帝国宣称过有这种使命。俄国以这种神话符号发展成西方的对立面:沙皇帝国认为自己有义务去纠正西方已经发生,并不断继续发生的对正统信仰的背离。[14]
在西方,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即反对“不信基督”的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和东正教的“分裂者”,继续存在于十字军打击各种基督教异端的征战中。其中最血腥的当属13世纪前30年反对法国南部阿尔比派(Albigenser)的斗争。阿尔比派是纯洁派(Katharer)的一部分,后者曾受到保加利亚的波格米勒(Bogumilen)教派影响;和他们一样,阿尔比派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拒绝天主教的圣礼和仪式,如安魂弥撒和赎罪券,也不相信炼狱、通过上帝的恩典和教会代祷死后灵魂可以得到净化。鉴于中世纪中期的情况,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I.穆尔(Robert I. Moore)谈及,在反对偏离教会教条的斗争中形成了“迫害社会”:这样一种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排斥异教徒和其他少数派,直至对他们进行物理消灭。受害者中有男同性恋者、麻风病人,以及一再在劫难逃的犹太人。[15]
基督徒的“圣战”对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是深刻的。穆斯林统治者短时间内对基督徒所持的宽容态度——特别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在12世纪后期转变为宗教上的不容忍。这是伴随着对致力于古希腊研究的学者们的迫害开始的:出生在科尔多瓦的伟大哲学家阿威罗伊(Averroes)(伊本·鲁世德[Ibn Ruschd])被放逐到摩洛哥。“在东西方互相影响与融合的漫长过程中——我们的文明正是在此过程中成长壮大的——十字军东征是一个悲剧性和破坏性插曲,”史蒂芬·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在其《十字军史》(Geschichte der Kreuzzüge)中写道,“如此多的勇气与这么少的荣誉,如此多的投入与这么少的理解!残酷和贪婪玷污了崇高的理想,盲目的狭隘和自以为是让进取精神、锲而不舍以及忍耐力蒙上了阴影;圣战本身不再仅仅是以上帝的名义实施的长期不宽容行为,而是违背圣灵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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