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政策方面,1871年后欧洲的权力结构似乎暂时得以明晰。仍然有五大强国,但在其“协调”中彼此的平衡关系发生了位移。德意志帝国取代了普鲁士,其权重远远超过普鲁士或北德意志邦联;法国持续式微;英国看到其在欧陆的影响力因德意志帝国的出现而减弱。这在较小的程度上同样适用于俄国和奥匈帝国。在1873年10月的《三皇协议》(Drei-Kaiser-Abkommen)中,两个东部大国与德国商定,就涉及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磋商。这样的契约离一个牢固的同盟还差得很远。
对欧洲而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在实现国家统一之后是否感到“满足”以及法国是否会接受自己的失败。倘若德国没有吞并阿尔萨斯和大部分洛林地区(这让几乎所有法国人认为明显不公平),后者就会容易得多。重新赢得这些失去的地区的愿望比所有其他要求都令法国人万众一心。甘必大1872年9月22日在尚贝里(Chambéry)的一次演讲中经典地对这种心愿进行了表述:“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要做的事,但绝不去谈论它!”另一个目的更快地达到了:在法国提前付清战争赔款后,德国军队于1873年9月撤离了被他们占领的法国领土。
两年后,欧洲似乎又处于一场新的德法战争边缘。1875年3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干部法案,旨在加强国家的军事战斗力。俾斯麦的反应异常紧张,因为法国教会方面一直在煽动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且麦克马洪元帅出任总统一职早就令他不安了。4月8日亲政府的《邮报》(Post)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战争迫在眉睫了吗?》。那时候帝国宰相并没有想以一场预防性战争来抵御假想的危险,他只是想看看如果德国坚持要法国撤回该法案并确实以战争相威胁,欧洲将如何反应。测试的结果对德国是不利的:英国和俄国站在受到威胁的法国一边。俾斯麦必须看到,他玩的“战争逼近之危机”的把戏过了头。他进行了外交退却,此后一再强调,帝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并期望保持和平。欧洲仅仅还能容忍德国1871年获得的一半霸权,任何追求全部霸权之企图必然招来一场大战的危险。
1875年同年,新一轮东方危机开始。1875年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876年春罗马尼亚相继发生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塞尔维亚和黑山(Montenegro)以此为契机,于1876年初夏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到那时为止奥斯曼帝国仍旧拥有对这两个独立侯国的宗主权。在不断增强的、得到沙皇宫廷支持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下,俄国志愿者赶赴战斗中的塞尔维亚提供帮助。在无数次集会上,呼吁俄国控制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呼声越来越高。当土耳其非正规军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保加利亚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后,一场义愤的风波席卷了整个欧洲。在俾斯麦的鼓动下,奥匈帝国于1876年7月向俄国保证,在爆发俄土战争的情况下保持中立。如果沙皇帝国获胜并占领比萨拉比亚,奥匈帝国则有权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胜土耳其之后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地盘应扩大,若是战败了其领土不该减少。
在土耳其人到1876年春镇压了叛乱,并在秋天打败塞尔维亚后,俄国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高门召开所有列强国家的大使会议,该会议于1876年12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以敦促奥斯曼帝国赋予巴尔干半岛基督徒居民自治权并进行深刻的内部改革。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Sultan Abdulhamid II.)为了摆脱巨大压力,主动在1876年12月23日颁布了一部宪法,它构成土耳其议会1877年3月大选的基础,同时也为土耳其提供了机会,把其他势力催促其变革当作干涉其内政而予以拒绝。但宪法插曲仅仅是短暂的。起草了宪法的权威改革者大维齐尔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cha)在1877年2月就被革去政府首脑职务,第二年宪法被暂停。内部改革的进程被迅速叫停也有一个外交政策上的背景:英国虽然表面上支持其他列强的要求,但它秘密地通知土耳其人,一旦后者遭到俄国攻击,它可以指望得到任何方式的英国支持。这足以削弱改革的意愿。
俄国以列强采取联合行动明显失败为借口,于1877年4月24日向土耳其宣战。此前沙皇帝国从罗马尼亚得到其军队可以从那里过境的许可(为此它承诺支持罗马尼亚单方面宣布独立,这后来发生在5月)。在持续十个月的战斗中,俄国人在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东北前线均打了胜仗。1878年1月,君士坦丁堡沦陷看起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伦敦及时让圣彼得堡知道,一旦俄国征服奥斯曼帝国首都,英国将有理由向俄国宣战。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决定同意与土耳其展开和平谈判。在圣斯特凡诺(San Stefano,现在的伊斯坦布尔郊区)的休战和谈中,沙皇帝国要求实施大保加利亚方案,将整个马其顿并入其中,这将会把土耳其撕裂为几个领土互不相连的部分。倘若俄国提出的圣斯特凡诺和平条件不被质疑的话,那它将会在巴尔干地区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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