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代后半期皇帝一心想进行军事改革,其核心是引进普遍的义务兵役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通过抽签来决定),加强预备役力量——哪怕以削弱常备军为代价,以及建立“国民别动队”。在军队、中产阶级和农民的一致抗议下,1868年1月在立法过程结束时只有建立别动队的方案得以保留下来。然而别动队最终也成为泡影:议员们不批准所需预算,国务大臣鲁埃只好放弃继续强行推进此项目。
比军队改革失败让皇帝更为颜面扫地的是1868年动产信用公司的崩溃:由于这家与国家密切合作的银行是法国经济现代化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大家普遍认为其可悲结局是一个政治事件,这从整体上损害了第二帝国的声望。类似情况还有媒体关于巴黎城改融资的新闻报道,据说有小金库和非法借贷。负责该项目的是塞纳省省长奥斯曼男爵,他是皇帝的亲信。由于议会的调查不了了之,拿破仑三世继续支持他,奥斯曼继续留任。
随着1866~1868年一连串内政外交政策上的失误,皇帝的批评者与对手的数量在增长。1869年5月和6月的选举中,反对派赢得的选票与1863年相比增加了140万,而“政府”候选人则丢失了87万张选票(登记选民人数为1040万,比1863年的数字增加了48万)。在立法机构中反对派势力的加强乍一看几乎反映不出来:他们得到40个席位,只增加了8个,但不像以前那么四分五裂。在亲政府的力量阵营中也出现了变化,而且是对保守的“波拿巴主义”不利的变化:埃米尔·奥利维耶(Émile Ollivier),曾经的共和党人,在政府1864年的自由化过程中转变为支持政府的自由主义者,他聚集了116名代表以请愿书形式要求引进议会负责制政府。
1869年7月拿破仑三世任命的内阁由保守党大臣组成,但这只是一种过渡方案。9月8日参议院的决定准备显著加强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除了皇帝,今后立法机关也有立法倡议权;立法机关允许对各部的预算分别投票;大臣们将来可以旁听参议院或立法机关的会议。他们依附于皇帝,但同时却是“负有责任的”,并可能被参议院弹劾。今后因国际条约所引起的海关或邮政费率变动只能通过相关法令生效。
1869年10月,皇帝与奥利维耶谈判组建新的具有宽松特征的政府。11月29日这位君主在一个立法机构的特别会议上说:“法国希望自由,但要有秩序。我负责保证秩序;但我的先生们,请帮助我维护自由。”随后136位代表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成立议会负责制政府;共和党人承诺支持该提案。皇帝的回应是解散了过渡内阁,委托奥利维耶组建一届新政府(拿破仑保留任命陆军和海军大臣的权力)。
由于皇帝想继续主持内阁会议,所以没有设首相一职。奥利维耶的正式官称仅仅是国务副首相和“掌玺大臣”(Garde des Sceaux)。1月2日举行首次内阁会议。大臣们达成共识,在外交政策方面从普鲁士在中欧称霸这个“既成事实”出发。皇帝被恳请,今后不要再以私人身份与法国驻其他国家首都的大使馆通信。被奥利维耶称为“自由帝国”的时期就这么开始了。
在奥利维耶政府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中确实有几个可以堪称“自由”:罢免省长奥斯曼,取消立法机关选举中的“官方候选人”,废除了费利切·奥尔西尼试图暗杀拿破仑三世后于1858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例,扩大了新闻自由。另一方面,解雇自由派教育大臣维克托·迪吕伊(Victor Duruy)更应被看作是愿意与天主教教会妥协的信号;派兵镇压勒克勒佐(Le Creusot)欧仁·施奈德(重工业铁工厂委员会主席并同时担任立法机构负责人)的炼铁厂的罢工工人,则是对社会主义者和极端分子的一种警告;计划对关税立法之影响展开调研,可以被理解为背离自由贸易的端倪。
1870年4月20日,参议院通过了必要的宪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符合1869年9月8日的决议,是对大臣“责任”之具体内容的回答,而同时与决议一样也是一种回避。在皇帝的催促下并违背部分大臣的意志,4月20日的《参议院决议》(Sénatus-consulte)被交与法国人民来裁决。批评者认为公民复决违反议会政府的原则,拿破仑三世这么做是为了通过“呼吁民众”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让议会和政府知道它们不能为所欲为。
1870年5月8日举行了自1852年11月以来的第一次全民公决。由法国人来决定,他们是否认可1860年以来生效的皇帝之自由主义宪政改革和参议院4月20日的《决议》。公投结果是波拿巴主义的最后一次胜利:740万票赞成,160万票反对。共和党领袖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在评论公投结果时说:“这是一次山体滑坡,皇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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