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算作1848年革命影响的还有马库斯·默勒·特拉内(Marcus Møller Thrane)领导的挪威工人运动,它要求平等普选和取消进口关税,但1850年代初在国家高压政策下又销声匿迹了。另一个结果是,1851年议会根据自由派改革者一直以来的要求,决定删除挪威1814年基本法第二条中有关禁止犹太人“进入王国”的规定。但实践中对犹太人的歧视并未因此获得多少改变:挪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旧是一个几乎没有犹太人的国家。
和两个最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英国也没有出现对现存秩序的革命冲击。1848年春,统治者并不确定,是否能够成功地让英国免受革命浪潮的影响。伦敦政府尤其害怕北大西洋两岸的爱尔兰人闹事。在1815~1845年的三十年中,有150万遭受饥荒的爱尔兰人背井离乡,其中90万移民北美,剩下的主要去了英国。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中有很多人不仅憧憬着家乡发生共和式起义,而且直接在准备这种起义。有关活动的中心是纽约,19世纪中叶爱尔兰人在那里的居民中占了四分之一。在大西洋两岸活动的“青年爱尔兰”(Young Ireland)组织的纽约分支自巴黎二月革命起开始募集捐款购买武器,并组织由民兵和参加过对墨西哥作战的老兵组成的“爱尔兰旅”(Irish Brigade),以积极参与爱尔兰摆脱英国统治的解放运动。
留在国内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大多不那么好战。虽然激进的“爱尔兰联盟”(Irish Confederation)在1848年开始挑衅伦敦和都柏林政府,导致它们进行更严厉的镇压——因为这看上去是一个合适的来动员群众反对英国的手段——但1848年7月底在蒂珀雷里(Tipperary)郡巴连加里(Ballingary)与警察发生的流血冲突并不是联盟的起义计划的组成部分,而是一个偶发的局部事件。1848年在贫穷的爱尔兰谈不上革命的局势。
在英格兰本土,当局的注意力也首先是爱尔兰移民。仅在利物浦,1840年代末就生活着9~10万爱尔兰人。因此伦敦方面猜测,一旦“爱尔兰旅”越过大西洋,会首先在这个港口城市积极活动。另一个长期受到关注的对象是爱尔兰联盟与宪章派的联手,大陆革命给了后者新的动力。在爱尔兰宪章派领袖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 O’Connor)的推动下,这两派于1848年3月17日圣帕特里克节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确实宣布了合并。但尽管言辞激烈,宪章派仍旧一如既往地重视以非暴力方式达到目标,以致这两派间的差异依然可见。
1848年4月10日,在一次宪章派组织的群众游行活动中,共有约15万人前往伦敦肯宁顿公地(Kennington Common)参加,几乎都是工人。奥康纳通过一场伟大的演讲成功阻止了冲突和暴乱。肯宁顿公地的聚会是集会自由的一次强大演示,但也仅此而已。提请众议院对宪章派的要求进行公投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签字人数远远少于宪章派所称,此外还有不少签名是杜撰和伪造的,并且充满猥亵之词。
在市民公众的眼中,肯宁顿公地的示威被同一时间的另一场以自由、法律和秩序为主题的集会抢了风头,该集会由当局组织,受到警察的谨慎保护。后者的参与者约有85000人,这些人曾表示如有必要愿意以辅警身份维护现存秩序。其中的工人多数是被雇主要求必须参加的,所以他们随后明确坚持要求罗素政府全额赔偿所损失的工资。外交大臣巴麦尊骄傲地称1848年4月10日为“和平与秩序的滑铁卢” 。事实上,中产阶层的英格兰那一天给了宪章运动一个打击,此后它再也没能从中恢复过来。肯宁顿公地聚会成为宪章运动的最后一次大型集会。
宪章运动的弱点是,它争取到的只是部分工人,而且多是手工工匠,而不是现代产业工人,并且它未能通过争取中产阶级来弥补这种不足。奥康纳领导下的大多数宪章派基于1848年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务实的转变,他们在议会制基础上稳扎稳打,优先开展工会工作。相反,宪章派的短期同盟者——爱尔兰激进分子仍然不愿放弃暴力的街头抗议。爱尔兰联盟的遗产在1850年代由秘密政治结社“芬尼亚兄弟会”(Fenier)继承,他们在爱尔兰、北美和大不列颠致力于创建一个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并明确认为暴力是一种政治手段。不那么激进的是1850年建立的爱尔兰租佃者权利联盟(Irish Tenant Right League),这是小农户的运动,他们要求低租金、法律上有保障的租赁合同和“地方自治”,即尽可能的爱尔兰自治。这两个组织做出的贡献是,让爱尔兰问题在欧洲和美国公众中不被遗忘,并且成为英国政治议程中不可回避的议题。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