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结果是曾经的帝国首相、新任国务秘书安东·冯·施梅林负责起草一部新的国家基本法。1861年2月26日皇帝下令在帝国议会成立一个负责整个君主国的立法机构。这样匈牙利就失去了部分管辖权,不再在“小范围的帝国议会”中针对仅与内莱塔尼亚,也就是帝国的非匈牙利部分之事务进行咨询与裁决。由于匈牙利、捷克、波兰和克罗地亚人出于对此系统的抗议,没有派代表参加帝国议会,议会成了主要以德意志人为主的残缺议会,它无法对多民族帝国起到凝聚作用。
维也纳的宪法实验(10月之后还出台了两个基本法),在非奥地利的德意志国家受到人们饶有兴趣的关注。1859年奥地利失败之最重要的后果却是这类宪法实验无法抵消的:大多数德意志人不再指望奥地利能够保护他们免遭法国的侵犯,而是寄希望于霍亨索伦国家,尽管后者在战争中的政策遭到种种批评。即使是此前赞同大德意志方案的民主党人在1859年秋天也认清了主张小德意志方案的自由主义者早已认清的形势。自由派与民主派的靠近在组织上的表现是1859年9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成立的德意志民族协会(Deutscher Nationalverein),其榜样是1857年创建的意大利民族协会。其主要发起人是自由派的汉诺威人——律师鲁道夫·冯·本尼西森(Rudolf von Bennigsen),以及民主派一方的地区法官和德意志合作社运动创始人赫尔曼·舒尔茨-德里奇(Hermann Schulze-Delitzsch),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上他属于中间偏左阵营成员。
对于德意志问题的解决方案,民族协会的中坚力量只能想象一个由普鲁士自由派领导的联邦制国家。虽然奥地利的德意志部分可以加入,但这一承诺主要是为了打消南德意志对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顾虑,以及削弱他们对普鲁士领导的反感。民族协会成立释放出的最重要信号是自由派与民主派的合作:双方都愿意暂且不顾彼此在选举权问题上的分歧,共同致力于创建一个自由的民族国家。在这方面意大利也是他们的榜样:加富尔能够成功,仅仅是因为此前他让自由派与温和民主派携手结成行动共同体。
与意大利民族协会一样,在德意志民族协会中掌握话语权的也是中产阶级,更具体地说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个拥有超过25000名会员的组织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名人协会。它与工人教育、体操、军人和射击协会紧密合作。1860~1863年它积极参与了科堡、哥达、柏林、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等地的体操与射击协会的活动。民族协会因成立时间太晚,没赶上1859年11月弗里德里希·席勒百岁诞辰的庆祝活动。所以它更加积极地参与1862年5月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百岁诞辰的各种庆典活动以及1863年春天的“帝国宪法宣传”框架下的各类活动。民族协会为重建1852年被拍卖掉的德意志舰队募捐,并将(至1862年春)筹集到的钱转交普鲁士海军部。由罗豪主编的民族协会的《周报》(Wochenschrift)在非奥地利的德意志成为自由派和民主派交换政治思想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德意志民族协会是一种党派替代品,或者换一种说法,是对尚未能建立的整个德意志范围内政党的一种预演。
具体到各个邦国,这方面的情况则不太一样。要想让自由派与民主派按照德意志民族协会的榜样携起手来,在各邦国需要政治推动力。在普鲁士这一推动力叫做军队改革。普鲁士军队上一次重大改革是由沙恩霍斯特在1814年进行的。这期间人口已经从1100万上升到1800万,但军队的数量未变,仍是1817年腓特烈·威廉三世规定的数字:每年18万适龄服役者中只有4万人应征入伍。摄政王威廉亲王想改变这种局面,是的,他认为军队改革比所有其他政治目标都重要,要给予绝对优先权。
军队改革不仅仅只是提高新兵数量。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计划中对后备军人和正规军的重新部署:最近三个年份新征募的后备军人要纳入预备队,从而编入正规军;而这意味着对普鲁士军队体制中“民事”元素的削弱。另一项措施也无可避免地起着“反民事”作用:重新恢复三年服役期。单纯从军事角度看,1848年以来实行的两年服役期足够了。对威廉亲王、陆军大臣冯·罗恩(von Roon)和将领们而言,这种延长服役期则有政治原因:把新兵教育成全民皆兵的普鲁士国家的承载者,必要时也可放心地调动他们对付内部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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