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左派的目标——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因黑克尔的行动遭到严重干扰,这种冒险行为的政治影响是致命的。中产阶级更为倾向于政治上的进步只能通过与旧势力的和平对话来争取,坚决拒绝采取激进手段。极左派分子行使了反抗的自然权利;他们平常也喜欢援引理性的永恒诫命,把自己看作是人民(即“小人物”)唯一的真正代表。相反,温和自由派是有产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按照历史发展和民族个性的范畴思考问题。他们绝不相信靠自己意志的力量就可以移山。
尽管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派系繁多,观点各异,但在一件事情上他们无论左翼、右翼都众志成城,那就是一致对外。1848年春丹麦就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3月24日它宣告要吞并石勒苏益格,此举违背了国际法。同一天临时政府在基尔成立,立即要求德意志邦联吸收石勒苏益格。石勒苏益格北部主要不是讲德语,而是讲丹麦语的事实当时并未得到考虑。同样在3月24日,前往柏林的储君荷尔斯泰因-宗德堡-奥古斯腾堡的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Christian August von Holstein-Sonderburg-Augustenburg)请求普鲁士三月内阁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提供军事保护,根据“父系”血缘继承原则他有权享有此两处的公爵称号。他达到了目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听从新任外交大臣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阿尼姆-祖考夫(Heinrich Alexander von Arnim-Suckow)的提议,决定对奥古斯特施以援手。
4月10日,普鲁士军队越过艾德河,当时丹麦部队已经从北边经克尼格绍(Königsau)侵入石勒苏益格。4月12日,法兰克福的邦联会议决定赶走在石勒苏益格的丹麦军队,必要时动用邦联军队。邦联并未正式吸收石勒苏益格(与预备议会不同,后者已在3月31日走出了这步棋),但邦联明确承认了基尔的临时政府。
不久,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危机就上升为国际事件。5月3日,邦联军队在普鲁士将军冯·弗兰格尔(von Wrangel)的指挥下越过丹麦本土边境,向日德兰半岛(Jütland)挺进。德意志爱国者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满意。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案的签署国俄国和大不列颠却认为其战略利益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受到了威胁。他们明确表示,不会接受石勒苏益格被德意志吞并。外交政策的冲突显而易见,这种冲突也涉及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关系,因此会很容易转变为德意志内部的冲突。
邦联会议在4月12日不愿吸收石勒苏益格进入邦联,但前一天它对另一块地区却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根据预备议会的相应请求,它接纳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加入德意志邦联,从而使普鲁士成为最大的德意志邦国。由于属下省份的居民(除了西普鲁士部分地区)感到自己是德意志人,或是信仰新教的马祖里亚人(Masuren),以及同样信仰新教的立陶宛梅梅尔领地的居民(他们说波兰方言或立陶宛语)感到自己是普鲁士人,对邦联地区的这种拓展几乎没有异议。
相反,最具争议的从一开始就是对波森问题的抉择。预备议会在1848年3月31日还把对波兰的瓜分称作“可耻的不公正”,认为参与恢复波兰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职责”。但会议决议中并未言及要将边界恢复到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之前的状态。不清楚的还有,波森大公国的西部是否也应参加德意志国民议会的选举。根据普鲁士的申请,邦联会议在4月22日吸收了这一地区德意志居民占多数的部分进入邦联,5月2日又接纳了波森市和沙姆特(Samter)。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德意志国民议会又把边界线向东推移了两次,进入了纯粹讲波兰语的地区。这种尝试,即违背意愿地把普鲁士国王讲波兰语之臣民变成德意志民族国家之公民的做法,遭到激烈抵抗,下面马上会进一步论及此问题。波兰人认为德意志人的做法说白了就是对其领土的一次重新瓜分,而且也是对不久前预备议会对波兰人郑重承诺的全盘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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