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反对党对政府在阿富汗和南非的畏缩义愤填膺。格莱斯顿看到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攻击之尖锐程度并不亚于他当年对迪斯雷利之外交政策的抨击:如果说他在1880年以前谴责过保守党首相轻浮追求威望和权力,那么现在他必须摆脱对其过度反战的政策削弱与危及了大英帝国的指控。甚至女王在私下也表露过这种意思。格莱斯顿对此迅速做出回应:1881年10月7日他在利兹(Leeds)宣布说,保守党玷污了“英格兰的名声”。“所以我要对诸位——我的先生们说,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是忠于帝国的。”
在国内政策方面,格莱斯顿抓紧进行保守党拖延六年没有进行的改革。爱尔兰国民党在其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领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领导下已获得下议院65个议席,比1874年增加了6个席位,此事实充分证实了爱尔兰问题的紧迫性。1877年以来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让爱尔兰佃农的社会处境急剧恶化;持续出现的政治谋杀和暗杀有理由让人们将爱尔兰的局面评估为有爆炸性危险,甚至是革命性的。自由党政府忍不住要诉诸强制手段,1881年和1882年先后出台了两个强制性特殊法令。几乎与第一个强制性法令同时,政府向下议院提交了一项土地法草案,该法案将把爱尔兰佃农转变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并保护他们不受高利贷的盘剥。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观点看这份草案是远远不够的(它于1881年8月取得法律效力)。要等到(因1881年强制法被捕入狱的)议员帕内尔被释放,1882年8月爱尔兰国民党以他们的投票帮助另一部有关土地的法案得以通过:拖欠法案。该法案允许抹去无力偿还的小佃户的租赁债务。
爱尔兰的问题凭此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但在格莱斯顿能够顾及“地方自治”问题之前,在其自由党内以曾经的伯明翰市长和现在的商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以及副外交大臣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1868年出版的有关帝国的极为成功的《更大的不列颠》[Greater Britain]一书的作者)为首的激进派催促下,先要启动他自己也认为势在必行的选举制度改革。激进的自由党人崇尚“一人一票”原则,即男性公民的平等普选权。以党主席哈廷顿勋爵(Lord Hartington)为首的温和自由党人或“辉格党人”(更不用说保守党人)则拒绝这一要求。哈廷顿和辉格党还拒绝把改革拓展到爱尔兰并反对重划选区。在这两方面他们都未能如愿以偿。1884/1885年的选举改革——这是1867年以来的第一次——降低了各郡县选举权的门槛,让有选举权的总人数翻了一番;几乎有500万成年男子获得选举权。许多小城镇失去了自己的席位:大多数选区现在是大小相同的、只能推选一位议员的选区;只有大学和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保留两个席位。大不列颠仍旧没有实现平等普选,但它已经向这个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在外交政策上,格莱斯顿常常不情愿地继续迪斯雷利的路线。1880年代初大英帝国首先在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受到了威胁:埃及。伊斯梅尔帕夏——埃及的赫迪夫或总督,当时仍正式承认土耳其的宗主权,在1874年后继续穆罕默德·阿里开始实施的扩张政策,征服了苏丹南部,但在与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皇帝约翰四世(Johannes IV.)的战斗中却只能接受失败的结果。由于国家财政吃紧,伊斯梅尔在1875年只得将其苏伊士运河的股份出售给大不列颠,1876年埃及不得不宣告国家破产,这导致国家被置于英法的全面金融监管之下。当伊斯梅尔试图逃脱这种控制时,两个大国废黜了他并让他的儿子陶菲克帕夏(Tewfik Pascha)取代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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