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阿富汗同时,英国看到帝国在非洲南部亦受到威胁。那里的冲突有较长的前史。1867年在金伯利(Kimberley)附近瓦尔河(Vaal)流入橘河(Oranje River)的河口发现了丰富的钻石矿藏;1871年英国吞并了这一地区——西格里夸兰(das westliche Griqualand),将它并入开普殖民地。这对本已十分强大的布尔人/阿非利卡人(Afrikaander) 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挑战,它也让英国人与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再加上1876年和1877年的极度干旱,许多黑人部落试图为自己征服新的土地,其中包括已经由白人移民定居开垦的土地。1876年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在和巴佩迪(Bapedi)部落的斗争中遭受惨重失败,英国趁机吞并了德兰士瓦。次年爆发了祖鲁人之间的战争,他们是班图人(当时被称作“卡菲尔人”[Kaffern])中的一个大部落,根据英国人的统计是第九次“卡菲尔战争”。它结束于1878年,英国殖民势力“绥靖”了该地区。
当地情况的进一步发展打上了开普殖民地新上任的省长和高级南非专员巴特尔·弗里尔爵士(Sir Bartle Frere)的印记,他曾担任过孟买总督。伦敦的殖民地部敦促与祖鲁人进行妥协,而开普敦的省长则坚持对抗。他的目标是:将南部非洲直至原葡萄牙属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南部边界均置于英国控制之下。他利用了当时信息传输(包括电报)从欧洲到非洲往返仍需要很长时间的条件,经常造成既成事实,先斩后奏。
对付祖鲁人的新战争,正如迪斯雷利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布莱克所正确描述的,是“弗里尔的战争”。它开始于1879年1月22日,当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英国人在伊散德尔瓦纳(Isandhlwana)战役中全军覆没,殖民政权只好派兵增援。在参加远征的志愿者中,有流亡英国、1873年1月死于伦敦奇斯尔赫斯特(Chislehurst)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唯一的儿子。这位帝国皇太子拿破仑于1879年6月1日阵亡。五周后,7月4日,在纳塔尔负责指挥的将军切姆斯福德勋爵(Lord Chelmsford)击溃了祖鲁人领袖塞奇瓦约(Cetewayo)的队伍。
伊散德尔瓦纳战役和此后不久的喀布尔屠杀对英国内政产生了深远影响。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人尖锐批评——从其角度看——保守政府之不负责任的殖民政策。他们对迪斯雷利的谴责概括为一个词就是:“帝国主义”。此概念原是用来形容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之政权的(与其竞争的还有“恺撒主义”和“波拿巴主义”)。在维多利亚女王接受了“印度女皇”的称号后,自由派《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于1876年4月8日首次将此术语用到迪斯雷利和英国身上。文章在“英帝国主义”的标题下写道,经由现任首相比任何其他当代政治家都大大加速了的危险的民主进步,为每位愿意与民众的偏见与无知联盟的政治家铺平了道路。“通过公民投票批准的专制法令,是法帝国主义所喜爱的工具。”迪斯雷利曾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就追求一种政策,一方面增加皇冠的威望,另一方面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这样双方对宪法限制都会容易忍受。这样一种政策在欧洲仍然是可行的,甚至在英国都有机会。
两年后,英国殖民地大臣卡那封勋爵(Lord Carnarvon)指出,新近流行的“帝国主义”一词可能引起混乱。“我听人说起帝国政策和帝国利益,但是帝国主义这种用法让我觉得是种新创造。”恰恰是迪斯雷利刺激自由派批评家把他与拿破仑三世比较,这既是因为其政策,也是由于其言辞。他一再发誓英国与大英帝国的伟大,并呼吁人民特别是工人要爱国。当他还是反对党领袖时,在1872年4月3日曼彻斯特的一次讲话中他称英国为“帝国主义国家”,“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在已经引用过的,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水晶宫的演讲中他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英国人,尤其是英国的工人阶级感到骄傲的是:他们属于一个大国,并愿意保持其伟大;他们为属于一个帝国而自豪,他们决心——只要他们能够做到——维护帝国;总之他们相信,英帝国与其伟大要归功于这个国家长久以来的政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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