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迪斯雷利担任首相之前,他就对社会问题感兴趣,1843年在其小说《西比尔;或,两个民族》(Sybil,or,The Two Nations)中他描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他领导的政府为下层阶级做的事体现了家长式福利精神,造成了一些实际改善:尤其是1875~1878年通过的几项法令,例如有关工匠公寓之旨在阻止城市“贫民窟化”的法令,工厂法为妇女和儿童免受雇主剥削提供了一定保护,促进公众健康和私人互助储蓄社——“互助会”以及保护小佃农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1875年共谋罪及财产保护法》(Conspiracy an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Act von 1875)所赋予的罢工权。这种试图让工人成为帝国支柱的做法,是从迪斯雷利的假设出发的,即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会让人对一些物质匮乏不那么耿耿于怀。也是出于这种原因,他把保守党描绘为“民族党”,而自由党则是帝国的破坏者。
1878年通过一首带有迪斯雷利外交政策印记的热门歌曲,“侵略主义”(jingoism)一词流行起来。“We don’t want to fight,yet by Jingo,if we do,we’ve got the ships,we’ve got the men,and got the money,too”(“我们不想打仗,但侵略主义者想,就算打我们也不怵,我们有船,有人,也有钱。”):这是歌中经常被引用的几句。侵略主义的意思大致等同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80年代末的沙文主义和德国1878/1879年内政转折后的新“右倾”民族主义。它指的是一种激进爱国主义,穷兵黩武,对其他民族一味蔑视。侵略主义加上对帝国的崇拜,构成被同时代开始称为“帝国主义”的社会心理温床。
侵略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国内政治方面的作用是,它们可以暂时转移对未解决的内部问题的注意力——首先是爱尔兰问题,迪斯雷利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对这一问题置若罔闻,尽管自1874年以来新成立的爱尔兰国民党(Irische Nationalpartei)有54位议员入选伦敦下议院,他们要求“地方自治”并最终终止与英格兰的联盟关系。帝国主义和侵略主义能够给予许多英国人的,是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茨(Daniel Katz)在对民族主义的分析中所提出的“额外心理收益”(enhanced psychic income)。然而只有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才能取得这种效果。迪斯雷利政府在阿富汗和南非,如在喀布尔和伊散德尔瓦纳的失误和溃败很快就引起了情绪波动。这也导致在1880年3月和4月下议院的大选中,自由党能够像六年前的保守党一样赢得大多数席位。迪斯雷利的时代从而结束。一年后,1881年4月19日,这位英国19世纪最重要的保守党首相在伦敦去世,享年76岁。
当时已经70岁的威廉·格莱斯顿1880年4月再度出任首相一职。在竞选期间他不仅谴责了在阿富汗和南非的战争,而且承诺在自由党选举获胜的情况下会恢复祖鲁人的独立。新政府在1880年春征服坎大哈(Kandahar)后不久,通过撤出英国军队结束了阿富汗战争。对德兰士瓦的吞并却在继续,致使英国人和布尔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直到1880年8月,首相召回了巴特尔·弗里尔爵士,他是开普殖民地的总督和南非高级专员,要对战争负主要责任。祖鲁人的自治和南非联邦的计划首相却不得不入档封存。1881年初,德兰士瓦的布尔人起来反对英国人的统治;2月底他们在马朱巴山(Majuba Hill)打败了纳塔尔总督乔治·科利爵士(Sir George Colley)的部队,爵士本人阵亡。在1881年8月签订的《比勒陀利亚条约》(Konvention von Pretoria)中,德兰士瓦再次获得独立,但在外交政策领域它受到宗主国英国的限制。三年后这一条款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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