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我的政治活动已经减至最少,PECDAR的代表偶尔会到华盛顿,我就去参加会议;但除此之外,我就没什么公职了,也特别享受这种自由。我们住处的街尾有一个很美的公园,我常常推着大眼睛努扎的童车在那里散步。下雪的时候,阿布索尔和巴拉克轮流带着努扎沿着山坡滑雪橇。沿着华盛顿的独立公园(Independence Park)去史密森学会的路上,我常常停下静立,惊叹自己来到了美国,能做现在做的事情是多么幸福。我再次感觉心中奔涌着“惊异”,这是对生命本身的惊叹。夫复何求啊?
故乡的新闻,我都是在《华盛顿邮报》上关注,而且尽量少看。最大的新闻可以说是古希腊悲剧和现代动作片的结合。那里对于古希腊剧作家来说,真是最佳背景:古老而神圣的土地,充满了各种神秘的组织。好莱坞导演也一定爱死了这里的场景:布鲁克林土生土长的儿科医生,手里端着乌齐枪。
1994年2月,住在希伯伦外定居点基列亚巴(Kiryat Arba)的巴鲁克·戈尔茨坦(Baruch Goldstein)朝正在做礼拜的人群开了枪,打空了他那架加利尔自动突击步枪里的子弹,杀死了29名穆斯林。当时是星期五,大家正在希伯伦的始祖墓穴(Cave of the Patriarchs)祭拜,那里是穆斯林和犹太人双方的圣所。之后的骚乱中又有19人死去,数百人受伤。自1967年占领开始以来,这是最为血腥残酷的一天。
希伯伦清真寺的大教士发表了针对《奥斯陆协议》的强烈谴责:“我们的兄弟遭受着屠杀,而我们的领袖,要么闭眼大睡,要么在和以色列人谈判。”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都有人焚烧阿拉法特的照片泄愤。费萨尔想去希伯伦屠杀现场看看,结果被当地人投石以向。而很厌恶那些定居者的拉宾,却决定惩罚受害者,这实在是对未来的凶险预兆。他突然下令在整个希伯伦施行宵禁。动机也许无可厚非,只是想预防报复行为的发生。但此举保护的只是定居者,而非巴勒斯坦土著,更让很多人成为奥斯陆和平进程和拉宾政府的仇敌。
拉宾还进一步迎合定居者,为定居点的防御和基础设施注资数十亿以色列谢克尔,此举更是为时局雪上加霜。平心而论,以色列这样的议会民主制,可以说是支离破碎、分崩离析,要讨好收买的人多了去了,但拉宾修建更多定居点的行为其实是在助长自己需要控制的问题。《奥斯陆协议》中一个基本的漏洞开始显现。已经被讥为“欺诈声明”的《原则声明》本身就没有强制要求停止定居点建设活动,所以拉宾没有必要去处理自己这方的狂热分子;更好的办法是继续征用巴勒斯坦的土地,疏导这些人的情绪,绕道而行。
古代神话中的中东血泪之魔摩洛(Moloch)正慢慢从沉睡中苏醒。戈尔茨坦制造的那场屠杀引起了连锁反应。在以色列城市阿富拉(Afula),一名穆斯林学生开着一辆载有300磅TNT炸药的汽车,一头撞入一辆巴士,造成8人丧生,50多人受伤。
我在美国已经6个月了,在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忙着写一本阿拉伯语的书籍,主题是自由的概念。此时耶路撒冷圣城大学的一个代表团取道华盛顿,团员之一是伊马德(Imad),是该大学法塔赫员工联盟的代表。1948年之前,伊马德的家族是巴勒斯坦最大的“地主”。他的祖父是位王子,在今特拉维夫以北的地方拥有5000英亩果园。1948年,以色列人来了,让王子和他全家卷铺盖走人。他名下的土地变成了封闭军事区,原本40个房间的豪宅变成了军火工厂。大起义期间,伊马德常常和同事一起来我家征求对某些问题的意见,谈话之间他表现得非常睿智,深谋远虑,政治直觉很敏锐,让我刮目相看。我在东方宫为技术委员会忙碌时,他也和我保持着联系。
代表团此行是想为陷入财政困难的“大学”筹资。“大学”打了引号,是因为这个学校其实是个松散的“联邦”,一共有4个彼此独立的学院,分散在杂乱无章的建筑物中,而学生中有很大一群哈马斯的支持者。而学校所谓的“行政管理”,就是一个协调委员会,成员从4个学院的董事会中选出。协调委员会的第一位会长是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也是父亲的朋友,更是我和露西的主婚人。他去世之后,我父亲最小的弟弟,一位商人,成了第二任会长。那时候学校也刚刚任命了第一位校长,是费萨尔的亲戚,不久前还在美国流亡的哈特姆(Hatem)。
这就是我当时对圣城大学的全部了解。伊马德和他的朋友们就这样出现在我家门口,闲聊半小时后,伊马德向我讲起弥漫在故国的颓废情绪;但他还是怀抱希望,觉得总能干成一点事,尤其是在大学。我问他具体说的是什么事,他看了看同伴们,大家都朝他点点头。伊马德闪烁其词地告诉我,大学里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几个星期之前,我才刚去过蒙蒂塞洛旧地重游,于是脑中闪过杰斐逊的学术村。这种不着边际的联想搞得我自己都忍俊不禁。伊马德解释说,哈特姆被诊断出癌症,再过两个月左右就要卸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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