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讲了个笑话之后,他的表情突然凝重起来,往我身边靠过来,像是要透露什么机密。他朝我耳语道:“阿拉法特很介意你在做的事情,还有人不停地对他胡说八道。他们说你自作主张,送了一些人去埃及和约旦接受军事训练。他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还听说你要独立于巴解组织,成立属于自己的机构。如果你不想让他当面爆发,就必须得让他相信你并没有试图篡位夺权。”
这话真是太有杀伤力了。
到了突尼斯,我等到一整天的事务结束后,才单独去见那位老人。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坐在桌前,在桌上永远数不清的文件上奋笔疾书。听说他怀疑我在秘密进行一些事情,我就开口道:“我就这么说吧,您要是不信任我,我就辞职不干了。我的工作本362身已经很辛苦了,之所以还在坚持,就是因为我相信这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只有在您信任我的基础上,我才能继续做下去。如果不信任,您现在就应该告诉我。”我的一字一句都发自内心。
阿拉法特十分鄙视溜须拍马的伪君子,正如他尊重坦白真诚之人。现在,我如此坦率直接,倒叫他暂时放下了因别人挑拨离间而产生的疑心。“没有,没有,别担心。”他简短地嘟哝了两句,“别担心,我信任你。继续努力,好好工作。”他继续去处理那一摞文件了。
我并没有百分百地安心,直到第二天早上接到他的电话:“我希望你能来机场,陪我去维也纳进行一场国事访问。你要带一件体面的西装。”
在国事访问的举行地点,那座华丽的巴洛克风格宫殿中,阿拉法特让我坐在他身边,并向东道国的各位政要介绍我,说:“这位是萨里·努赛贝,我们的谈判技术和顾问委员会主席。众所周知,这些委员会是我们和平努力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技术委员会生产生了无数的想法、文件、书籍,并为数十名未来的公务人员铺平了职业之路。我们在东方宫的影子政府和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之间,也存在着无形的联结。无论是无心插柳,还是命中注定,在一场讨论中东问题的会议中,一次随意的聊天是最终促成《奥斯陆协议》的元素之一。
在阿布·阿拉的指挥下,多边会谈取得了很多重大进展,各个领域的专家都建立了良好的职业关系,并一同思考务实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华盛顿的双边会谈则恰恰相反,没有任何进展,也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沙米尔继续欺骗公众,说以色列永远不会坐下来和巴解组织那群“恐怖分子”谈判,这让谈判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人人都明白,相关事务只有阿拉法特才能拍板。沙米尔的继任者拉宾和拉宾内阁的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也非常清楚,没有阿拉法特的许可,费萨尔也不可能与他们达成协议。
一天,我正坐在父亲的事务所里(这里的铁门已经解封了),一起组建技术委员会并负责水资源小组的贾德·伊沙克(Jad Ishaq)找到我,说眼前有个“绝佳机会”。瑞士那边正在组织一个关于水资源的国际会议,邀请他去参加。与会者会有以色列人,所以伊沙克曾经工作过的伯利恒大学婉拒了邀请。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法塔赫一定会支持他去参加会议。
我们和以色列人将共同参加会议一事激起了意料之中的联合抵制。巴解组织好些高层领导发出了气势汹汹的威胁。但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一些最开始闹得很厉害的,最后也去参加了会议。
在瑞士发生的一件事仿佛是对未来的预兆。教授中东历史的以色列学者亚伊尔·赫希菲尔德(Yair Hirschfeld)把我拉到一边,说想聊聊。这位学者出生于维也纳,在大起义期间就曾多次与我们会面。他冷静而敏锐,从不耽于幻想,总是能够锁定关键问题,提出正确质疑,如果认为逻辑合理,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行动。
华盛顿的谈判陷入僵局,赫希菲尔德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说,那些会谈注定是走个形式,必定毫无成就。我想到佩塔提克瓦监狱与囚犯之间的谈判,向他解释说,只有拍板的人直接参与决策,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你觉得巴勒斯坦这边应该参与进来的关键人物是谁?”这是对方想知道的问题。我回答说,有三个人:阿拉法特,阿布·马赞和费萨尔。我非常清楚,在与以色列展开对话方面,阿拉法特最依赖的当然是阿布·马赞。他代表的一直是我们对巴以冲突的理性认识。他与阿拉法特一直在多边问题上密切合作。费萨尔也被提名,是因为我希望能有内部人士参与进来。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离开苏黎世之后,赫希菲尔德将前往伦敦面见阿布·阿拉,开启后来所说的“奥斯陆和平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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