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大家的整体情绪很难用语言描述。我每次踏入东方宫,感受到的那种氛围,用“极度兴奋”来形容还不够。也许这种高涨的建国热情,只能回到杰斐逊时期的美国才能感受到。在那之前,我们的每次活动,无一例外都引起了以色列士兵的注意。曾经费萨尔只不过想在阿拉伯研究协会对人口数据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当局就砸下铁拳,叫停了那个项目。而现在形势不同了,委员会得以搜集人口和收入方面的实际而科学的统计数字。对我们来说,获取关于我们这个即将诞生的国家的情况,就像将数十年的无能为力一扫而光,证明了我们自己——我们和其他民族一样,可以治理自己。我们不是只会“伐木挑水”的弱民。我们确信,假以时日,这样的自信将会慢慢渗透出去,从我们的研究项目、意见书和培训课程,渗透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思维当中,也让双方领导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并不介意媒体或政客是否注意到这些付出,也不介意那些“上街的人”是否了解我们的真实意愿。主舞台在遥远的华盛顿,人们期待在那里取得戏剧性的突破。这些事情没有对我们造成丝毫的困扰。
举几个有关委员会成就的简单例子你就能发现,我们给本来是空壳的“自治”增加了多少实际意义。
瑞典政府资助了一家巴勒斯坦独立电视台的第一次试播。有27名成员的经济委员会和来自世界银行的21名专家为巴勒斯坦领土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共5卷,统称为“和平投资”(Investments in Peace)。
还有个更好的例子,能充分体现我们的国家建设工作,那就是教育委员会。法希亚·纳西鲁,比尔泽特的教授,大起义开始时萨米尔最初的联系人之一,是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她和136位同事努力数月,完成了14卷文件,涵盖了教育领域的每一个方面,每一条原则;又另外出了一本小册子,总结了巴勒斯坦小学和中学改革的主要战略。(法希亚的这本小册子引用了诺亚·韦伯斯特关于美国革命教育的理论,这恰恰说明我们想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核心目标是完全根除过去死记硬背的被动学习体系,那样的方法对创造性思维有百害而无一利。
这个社会可以利用传统和宗教来削弱而并非释放创造潜力,而委员会制定的教育理念强调说,传统一定要为现在和未来服务,而不能起到束缚的反作用。“学习者在依照目前状况行事时,是将前代传下来的遗产活学活用,充满创造性,并与对未来的认识规划不可分割。不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视作接续的线性关系……这种情况下,人类——学习者——是让传统服务于自己的需求。”
小册子里还有一个微妙的警告,也可以说是一个预言,对象是我们未来的领导人:“就算未来会存在一个独裁政府,我们巴勒斯坦人民也决不承认这是一个国家政府。”
马德里会议只是破冰。现在主要阵地转移到了华盛顿,开启了长达两年的和平进程。1992年6月,在以色列的国家选举中,拉宾打败了沙米尔,会谈气氛为之一振。工党表达了不像之前那样强硬的立场,允许费萨尔率领巴勒斯坦代表团。这使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的直接谈判更近了一大步。
会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巴以双边会谈,主要议题是达成为期五年的临时自治安排,然后会进行最终条件的会谈;二是多边会谈,包含水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项议题。
后来成为巴勒斯坦总理的阿布·阿拉是多边会谈的主持人。他是会计专业出身,也是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讲求实效,思维灵活,同时头脑敏锐清醒——一个中东政客身上很难同时融合这些优点。他非常依赖我们组建的委员会,并召集水资源、交通、定居、难民和环境委员会的成员做多边会谈的代表。
我特地强调,要让技术委员会独立于贾布里勒和我组建的政治委员会。我也确实将整个机构视作由两个独立部分组成的实体。一个负责政府架构的建立,另一个则负责党派架构。两者都是我们未来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当然所起的作用不同。
最了解我真实想法的,要数亚西尔·阿拉法特。他一直是个非常多疑的人,现在发现我没有经过他允许就我行我素地行动了,自然很不舒服。他开始怀疑我在背着他组建自己的军队,此时事态一下子紧张起来。
我们积极组织各个技术委员会,其中包括安全委员会,希望未来它会成为一支警力。打过游击的人和有前科的人需要接受专业训练,于是我筹了些钱,把他们送到开罗和安曼的警察学校。阿拉法特从各种渠道听说了我暗中行动的传言。我后来才知道,当我乘飞机到达约旦沙漠之上的高空时,自身安全已经相当脆弱,甚至岌岌可危。
当时我要去突尼斯参加一个领导人大会,会议主席是阿拉法特。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共产党领导人苏莱曼·纳贾卜(Suleiman Najjab),他非常热情友好,而且很有幽默感。对于一个多次在生死边缘徘徊的人来说,这真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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