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 / 正文
点评
第二十三章 影子政府

马德里的第一轮会谈结束了,巴勒斯坦代表团去往突尼斯,和阿拉法特及巴解组织其他领导人见面。他们在那里待了足够长的时间,让所有人都明白,他们是听命于巴解组织的。接着,代表团从突尼斯飞往安曼,短暂停留之后乘坐巴士回到耶路撒冷。

艾哈迈德和我想为他们举行一个欢迎会,庆祝人之常情战胜了整整一代人的意识形态。我们想,最好的庆祝方式不就是把我们所建立的、支持他们的委员会召集到一起吗!这就像个惊喜派对,因为巴士上没人知道我们的计划。

我们派了一位活动人士去桥上迎接巴士,并告诉费萨尔,在他们谈判期间,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为他呐喊助威。等巴士停在东耶路撒冷的国家剧院时,我们已经聚集在那里。齐亚德·阿布·扎亚德成为欢庆仪式的主持人。

我们期待中的欢聚气氛没能实现。我已经能透过谈判者们的茶色镜片看到他们忧虑的眼神。他们不知道这喧嚷的欢庆人群从何而来;等看清其中很多人都是在街头颇有名气的斗争壮士,他们甚至害怕这次欢迎会其实是一场政变。他们是被“请君入瓮”,进入了陷阱之中吗?阿拉法特是背后策划人吗?他要把他们都烧死吗?

他们也开始怀疑我。我一个人被留在耶路撒冷,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回来,发现我正领着一帮有“前科”的人在“搞事情”,在他们眼里,这种草根活动真是高度可疑。费萨尔是所有人中最警惕的一位。他的这位下属指挥官是不是突然有了野心?这是努赛贝家族对侯赛尼家族发起的挑战吗?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俩的关系中就失却了一些相互信任的亲密,再也没完全找回过。

我在马德里会议期间扮演的另一个角色也极易引起怀疑。在突尼斯的人创建瞒过沙米尔法眼的“小组”时,委任了三个耶路撒冷人:费萨尔、哈南和我。费萨尔是头领,哈南是官方发言人。他们认为,平心而论,怎么着也该绞尽脑汁为我想出个头衔。有些人建议让我掌管小组需要的一众技术委员会。这个方案听起来还不错,在场的所有人都同意了,但没有人想过,根本没有任何技术委员会供我管理。

我发现这个事实是因为,之前的学生,也是联合会时期的同僚兼朋友,后来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一名部长的穆罕默德·什泰耶(Mohammad Shtayyeh),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解释了官方“代表团”和“小组”之间的不同。“你是小组成员,”他宣布,“你还有个任务是创建技术委员会。”

“很好。”我对他说,“不过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该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没人知道。”我这位朋友窃笑起来,“就按你通常的做法办,你好像一直挺有办法的嘛。”

我当时只知道有“技术委员会”这么几个字,也很高兴这个位置没有具体的职责描述。我倒是一直喜欢填补空白的,于是任由想象力神游了几分钟,但最终还是回到我在马德里会议伊始时便感觉到的问题关键:以色列人和美国人想要用欺诈性的所谓“自治”将我们收买。所谓的“自治”可能很快就变成一个好听而空洞的名字,内核还是以色列统治,而且这次还有巴解组织的同意。预防这种情况发生的方法之一,就是将法塔赫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党,而这些尚不存在的技术委员会是否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呢?以色列的占领近在眼前,而巴解组织的人远在突尼斯,这些委员会能不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萌芽期的政府部门驻扎在东耶路撒冷呢?

我独自一人站在阳台上。那是个温暖的夜晚,远处有探照灯将圆顶清真寺照得仿若超脱俗世,如同飘浮在半空中闪着微光的海市蜃楼。和平时思考谜题一样,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抽光了整整一盒“骆驼”——我新选中的香烟牌子——才逐渐明确了一些初步的答案。根据我的理性推断,谈判者要谈得下去,显然是需要一些信息的。如果不知道含水层在何处,水又从何谈起?技术委员会可以作为这个即将诞生的国家的智囊,负责全面思考每个问题,为谈判者提供详细的政策声明和顾问建议,并附上数据、意见书和适用的谈判场景。

但这些技术委员会能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我的构想中,它们有可能成为我在写下那份独立宣言时极力推动的影子政府。略微一思考,我就恍然大悟,技术委员会是和平进程的关键。从我还在狱中听说马德里会议的那一刻起,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如今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说的:像国旗、握手言和、国歌,或在钞票上印某个阿拉伯将军的肖像,这些主权的象征,要是没有实打实的国家独立来支撑,那就是一个空壳,毫无意义。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是一个幽灵般根本不存在的实体,没有属于自己的制度,那么即便以色列认可我们是个国家,也是非常虚幻的。不会有什么需要他们认可,只有虚幻的“自治”来永久巩固以色列的统治。只有设置好未来巴勒斯坦政府的基本架构,那些关于边境、难民之类问题的政治谈判才会达成有实际意义的协议。

国家自由的问题和身份认同的问题类似:审讯者以奴役内心为代价,提出服从者有免于痛苦的自由。相反,囚犯并没有从掌控者那里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它未经允许就被拿走了。巴勒斯坦人需要掌握属于自己的主权。

我欣然受命,开始创建一个影子政府。

自然,我从未有过从无到有创建一个国家的经验,但起草《没有号角,亦没有鼓声》锻炼了我在这方面的敏锐思维。而且在阿布扎比那家石油公司工作的短暂时间里,我其实也学到了一些东西。那份工作让我充分了解了谈判中的妥协让步,我也得以鸟瞰一个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国家。我在那家公司时,那个国家才刚刚起步,但在那之后的数年中,阿布扎比逐渐成为繁荣的“中东新加坡”,这要部分归功于我的哥哥扎基,酋长最信赖的顾问。

我的第一步行动是去找能帮忙的人手。先是打电话给一些专业领域的同僚、学者、经济学家、律师和政治科学家,请他们到母亲家里来集思广益。负责在我与坦齐姆之间联系的法赫德(Fahd)到了场,哈桑·阿布·利布德(Hassan Abu Libdeh)也在。哈桑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本领,能将想法变成非常细节性的战略,然后去执行。同样拥有睿智头脑的萨米尔·雷勒也来了。

我向聚集在母亲家的人解释了未来技术委员会的职责、政治上的重要性,以及我对其在“两国方案”中发挥作用的展望。为了推进这些委员会的起步,我们需要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和专业人士。

商谈过程中,我的同僚们问,有没有人能提供资金援助。

“压根儿没有。”

“能不能从巴解组织那儿拨款?”

我不想让他们抱着过于虚幻的希望,于是老老实实地告知:“别太指望他们。”

我的朋友们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品质——多年来我数次见证过——就是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别人可能视为完全没希望的空想计划之中。他们相信,我们团结起来的力量能够抵抗如地心引力般强大的阻力。“好吧,”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一位同僚开口道,“那我们就是四处去讨要资源啦,对吧?”

接下来的数日数周,我和朋友们都在努力工作,构建一个基本的框架,争取能早日建成我们完成大业需要的架构。我们明确了在委员会形式下的部委需要什么部门,然后开始寻找可以与之开展工作的合适人才。我们设定的部门涵盖全面,从安全到电力,从旅游到教育,从经济到基础设施。我们描绘着这个基本框架的蓝图,迅速将其构想成一个影子政府的雏形。

母亲倾其所有,借给我一点点钱。我在她家对面的一栋楼里租了个房间,把秘书哈南召过来主管这间办公室的运营,又招了个曾与费萨尔在阿拉伯研究协会共事的学生来帮忙制作带有抬头的文具,还请他满世界地寻找可能给我们捐钱的人。一开始我们能搞到的只有打印设备和英国总领事捐的一台传真机。

很快,我们就将办公室搬到了东方宫。我没有装奢华的枝形吊灯——太招摇了,不符合我们的需求,办公室是用两间还不如拉姆勒牢房宽敞的卫生间改装出来的。就在这个看上去似乎干不成什么事的方寸之地(我的办公桌下面就是通往抽水马桶的管道,我把它塞上了),我的团队开始建立一个国家。

同事们的首次会议,母亲的家中一共来了23个人,加上我们指定的人力资源主管和战略规划主管,一共有25个人。

我给提名的候选人发去了委任函,在信中列出了三个大问题,希望他们在组建自己的委员会时好好想一想:如果在各项条件俱全的完美世界,他们所负责的具体社会部门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比如,一个金融部门以柏拉图式的理想来描述应该是什么样子。第二个问题则是让所有人回到现实中:现在我们面临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手上握着什么样的资源?最后一个问题则是连接两个问题的桥梁:从我们目前这支离破碎的现实,到第一个问题中所描述的理想社会,我们需要哪些步骤?信中写道,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能为谈判小组规划出一条路线图。谈判者就能非常具体地认识到应该向以色列人提出哪些要求,又应该避免什么样的雷区。

同事们行动了起来。巴勒斯坦的各行各业对他们提供的帮助可谓万分热情。数百名专业人士主动投入时间精力,参与到各个委员会的工作中;时日一长,我们积累了卷帙浩繁的材料。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了对未来非常有价值的人脉网络。(在之后成立的巴勒斯坦政府中,有多位部长曾在影子政府的委员会中担任要职。)

为何数百人士心甘情愿、不知辛劳地工作?为何我在一个用卫生间改装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两年,即使没有收入也不在意?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在为一个国家创建实打实的体系,而非相反。

那时候大家的整体情绪很难用语言描述。我每次踏入东方宫,感受到的那种氛围,用“极度兴奋”来形容还不够。也许这种高涨的建国热情,只能回到杰斐逊时期的美国才能感受到。在那之前,我们的每次活动,无一例外都引起了以色列士兵的注意。曾经费萨尔只不过想在阿拉伯研究协会对人口数据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当局就砸下铁拳,叫停了那个项目。而现在形势不同了,委员会得以搜集人口和收入方面的实际而科学的统计数字。对我们来说,获取关于我们这个即将诞生的国家的情况,就像将数十年的无能为力一扫而光,证明了我们自己——我们和其他民族一样,可以治理自己。我们不是只会“伐木挑水”的弱民。我们确信,假以时日,这样的自信将会慢慢渗透出去,从我们的研究项目、意见书和培训课程,渗透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思维当中,也让双方领导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并不介意媒体或政客是否注意到这些付出,也不介意那些“上街的人”是否了解我们的真实意愿。主舞台在遥远的华盛顿,人们期待在那里取得戏剧性的突破。这些事情没有对我们造成丝毫的困扰。

举几个有关委员会成就的简单例子你就能发现,我们给本来是空壳的“自治”增加了多少实际意义。

瑞典政府资助了一家巴勒斯坦独立电视台的第一次试播。有27名成员的经济委员会和来自世界银行的21名专家为巴勒斯坦领土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共5卷,统称为“和平投资”(Investments in Peace)。

还有个更好的例子,能充分体现我们的国家建设工作,那就是教育委员会。法希亚·纳西鲁,比尔泽特的教授,大起义开始时萨米尔最初的联系人之一,是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她和136位同事努力数月,完成了14卷文件,涵盖了教育领域的每一个方面,每一条原则;又另外出了一本小册子,总结了巴勒斯坦小学和中学改革的主要战略。(法希亚的这本小册子引用了诺亚·韦伯斯特关于美国革命教育的理论,这恰恰说明我们想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核心目标是完全根除过去死记硬背的被动学习体系,那样的方法对创造性思维有百害而无一利。

这个社会可以利用传统和宗教来削弱而并非释放创造潜力,而委员会制定的教育理念强调说,传统一定要为现在和未来服务,而不能起到束缚的反作用。“学习者在依照目前状况行事时,是将前代传下来的遗产活学活用,充满创造性,并与对未来的认识规划不可分割。不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视作接续的线性关系……这种情况下,人类——学习者——是让传统服务于自己的需求。”

小册子里还有一个微妙的警告,也可以说是一个预言,对象是我们未来的领导人:“就算未来会存在一个独裁政府,我们巴勒斯坦人民也决不承认这是一个国家政府。”

马德里会议只是破冰。现在主要阵地转移到了华盛顿,开启了长达两年的和平进程。1992年6月,在以色列的国家选举中,拉宾打败了沙米尔,会谈气氛为之一振。工党表达了不像之前那样强硬的立场,允许费萨尔率领巴勒斯坦代表团。这使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的直接谈判更近了一大步。

会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巴以双边会谈,主要议题是达成为期五年的临时自治安排,然后会进行最终条件的会谈;二是多边会谈,包含水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项议题。

后来成为巴勒斯坦总理的阿布·阿拉是多边会谈的主持人。他是会计专业出身,也是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讲求实效,思维灵活,同时头脑敏锐清醒——一个中东政客身上很难同时融合这些优点。他非常依赖我们组建的委员会,并召集水资源、交通、定居、难民和环境委员会的成员做多边会谈的代表。

我特地强调,要让技术委员会独立于贾布里勒和我组建的政治委员会。我也确实将整个机构视作由两个独立部分组成的实体。一个负责政府架构的建立,另一个则负责党派架构。两者都是我们未来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当然所起的作用不同。

最了解我真实想法的,要数亚西尔·阿拉法特。他一直是个非常多疑的人,现在发现我没有经过他允许就我行我素地行动了,自然很不舒服。他开始怀疑我在背着他组建自己的军队,此时事态一下子紧张起来。

我们积极组织各个技术委员会,其中包括安全委员会,希望未来它会成为一支警力。打过游击的人和有前科的人需要接受专业训练,于是我筹了些钱,把他们送到开罗和安曼的警察学校。阿拉法特从各种渠道听说了我暗中行动的传言。我后来才知道,当我乘飞机到达约旦沙漠之上的高空时,自身安全已经相当脆弱,甚至岌岌可危。

当时我要去突尼斯参加一个领导人大会,会议主席是阿拉法特。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共产党领导人苏莱曼·纳贾卜(Suleiman Najjab),他非常热情友好,而且很有幽默感。对于一个多次在生死边缘徘徊的人来说,这真是难能可贵。

给我讲了个笑话之后,他的表情突然凝重起来,往我身边靠过来,像是要透露什么机密。他朝我耳语道:“阿拉法特很介意你在做的事情,还有人不停地对他胡说八道。他们说你自作主张,送了一些人去埃及和约旦接受军事训练。他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还听说你要独立于巴解组织,成立属于自己的机构。如果你不想让他当面爆发,就必须得让他相信你并没有试图篡位夺权。”

这话真是太有杀伤力了。

到了突尼斯,我等到一整天的事务结束后,才单独去见那位老人。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坐在桌前,在桌上永远数不清的文件上奋笔疾书。听说他怀疑我在秘密进行一些事情,我就开口道:“我就这么说吧,您要是不信任我,我就辞职不干了。我的工作本362身已经很辛苦了,之所以还在坚持,就是因为我相信这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只有在您信任我的基础上,我才能继续做下去。如果不信任,您现在就应该告诉我。”我的一字一句都发自内心。

阿拉法特十分鄙视溜须拍马的伪君子,正如他尊重坦白真诚之人。现在,我如此坦率直接,倒叫他暂时放下了因别人挑拨离间而产生的疑心。“没有,没有,别担心。”他简短地嘟哝了两句,“别担心,我信任你。继续努力,好好工作。”他继续去处理那一摞文件了。

我并没有百分百地安心,直到第二天早上接到他的电话:“我希望你能来机场,陪我去维也纳进行一场国事访问。你要带一件体面的西装。”

在国事访问的举行地点,那座华丽的巴洛克风格宫殿中,阿拉法特让我坐在他身边,并向东道国的各位政要介绍我,说:“这位是萨里·努赛贝,我们的谈判技术和顾问委员会主席。众所周知,这些委员会是我们和平努力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技术委员会生产生了无数的想法、文件、书籍,并为数十名未来的公务人员铺平了职业之路。我们在东方宫的影子政府和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之间,也存在着无形的联结。无论是无心插柳,还是命中注定,在一场讨论中东问题的会议中,一次随意的聊天是最终促成《奥斯陆协议》的元素之一。

在阿布·阿拉的指挥下,多边会谈取得了很多重大进展,各个领域的专家都建立了良好的职业关系,并一同思考务实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华盛顿的双边会谈则恰恰相反,没有任何进展,也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沙米尔继续欺骗公众,说以色列永远不会坐下来和巴解组织那群“恐怖分子”谈判,这让谈判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人人都明白,相关事务只有阿拉法特才能拍板。沙米尔的继任者拉宾和拉宾内阁的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也非常清楚,没有阿拉法特的许可,费萨尔也不可能与他们达成协议。

一天,我正坐在父亲的事务所里(这里的铁门已经解封了),一起组建技术委员会并负责水资源小组的贾德·伊沙克(Jad Ishaq)找到我,说眼前有个“绝佳机会”。瑞士那边正在组织一个关于水资源的国际会议,邀请他去参加。与会者会有以色列人,所以伊沙克曾经工作过的伯利恒大学婉拒了邀请。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法塔赫一定会支持他去参加会议。

我们和以色列人将共同参加会议一事激起了意料之中的联合抵制。巴解组织好些高层领导发出了气势汹汹的威胁。但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一些最开始闹得很厉害的,最后也去参加了会议。

在瑞士发生的一件事仿佛是对未来的预兆。教授中东历史的以色列学者亚伊尔·赫希菲尔德(Yair Hirschfeld)把我拉到一边,说想聊聊。这位学者出生于维也纳,在大起义期间就曾多次与我们会面。他冷静而敏锐,从不耽于幻想,总是能够锁定关键问题,提出正确质疑,如果认为逻辑合理,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行动。

华盛顿的谈判陷入僵局,赫希菲尔德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说,那些会谈注定是走个形式,必定毫无成就。我想到佩塔提克瓦监狱与囚犯之间的谈判,向他解释说,只有拍板的人直接参与决策,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你觉得巴勒斯坦这边应该参与进来的关键人物是谁?”这是对方想知道的问题。我回答说,有三个人:阿拉法特,阿布·马赞和费萨尔。我非常清楚,在与以色列展开对话方面,阿拉法特最依赖的当然是阿布·马赞。他代表的一直是我们对巴以冲突的理性认识。他与阿拉法特一直在多边问题上密切合作。费萨尔也被提名,是因为我希望能有内部人士参与进来。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离开苏黎世之后,赫希菲尔德将前往伦敦面见阿布·阿拉,开启后来所说的“奥斯陆和平进程”。

本章共 4 页 (每页约 2000 字) 分页阅读 →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纠错
加书签
详情
加书架
打赏
投票
自动滚动
设置
夜间

评论 0条

加载中...

设置

阅读主题
正文字体
字体大小
18
页面宽度
滚动速度
5
语音朗读
翻页模式
💎

余额不足

您的水晶或能量余额不足,请充值后再试。

立即前往充值

🎫 投月票

1 张月票 = 1.00 水晶。感谢支持!

🎁 打赏作品

打赏将直接扣除水晶余额,鼓励作者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