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巴勒斯坦政治很快在我心里淡化为背景,因为我社交的世界大大扩展了。我结交了有不同背景和兴趣的同学,其中之一是美国本科学生杰伊,他喜欢开着自己那辆奔驰敞篷车去各个夜店玩。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去参加派对,天气好的时候,也会敞着车篷,在乡村道路上风驰电掣。政治与游击战争似乎离我太远了。
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对政治的兴趣,还是在牛津认识了几个以色列研究生后才得以保持的。从国家层面上讲我们是敌人,但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首先,我们在热烈辩论政治时,都爱吃鹰嘴豆泥,这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共同的代表性美食。
我最喜欢的辩论对手是阿维夏伊·马加利特(Avishai Margalit),他在王后学院跟随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学习哲学。我们经常约在上午见面,地点在圣阿尔达特街(St. Aldates)上一家教堂经营的茶室,街对面就是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设计的壮观的汤姆塔(Tom Tower)。和阿维夏伊讨论起政治来很轻松,因为我们离家乡的各种事件都很远,可以各自嘲笑那些吹着军号耀武扬威的胜利者(他那边的)和吹毛求疵的抱怨者(我这边的)。
开着奔驰车四处跑,在茶室举办我自己的政治沙龙,这些让我获得了急需的自信。有时候我甚至暗自忖度,自己仿佛终于有了些父亲的风骨,也有了他那样镇定自若的人格力量。比起在行吟诗人咖啡馆里激烈辩论,我也开始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建立在更好的立足点之上。遗憾的是,要严肃地研究哲学,好像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真是让人羞恼。
我从一开始上课就感觉很吃力。仿佛是命运的安排,我的第一本指定阅读书籍就是伯特兰·罗素的《哲学问题》(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一个星期后,我至今仍深深感激的导师,仿佛把我脚下的地毯一把掀开,让我的世界里那些似乎无可争议的想法与事实都开始崩塌。他请我在办公室的皮椅上坐下,我的各种常识都在他的滔滔不绝中不堪一击;当我提出驳斥时,也遭到他的完美反击。他做这一切都轻松自如,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好像沏一杯茶都比这更累人。
接下来的一周,同样的场景再度上演。我又一次被他打得落花流水,灰溜溜地走出他的办公室,不得不承认,之前的一两年,无论我对自己多么笃定自信,现在都一去不复返了。我又回到了过去,处于那种彷徨挣扎的状态。
而且,情况比我小时候那种迷迷糊糊的状态要严重得多。现在,我再也没有可供撤退的避风港了。我的阿拉伯故土一片狼藉,我面对的现实也被人践踏得七零八落。我的头发一天比一天蓬乱。
然而,我还是坚持去找导师。那个学期逐渐过去,我慢慢发现,他冷酷无情的攻击,其实并不是我一开始想的要毫无慈悲之心地针对我。他是在采用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法,来挑战我的既定信仰与设想;必要的话,他要毁掉思想的安全停靠站,破坏神圣的正统说法与传奇。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导,让学生多进行批判性反思,巩固严谨的学术原则,这样才能清醒地生活和思考,打开一扇扇紧闭的思想之门。他不止挑战我认识得很清楚的那些观点,还更令人仓皇失措地强迫我去质疑那些从未被质疑的设想,要是说不通、讲不明,就要拒绝接受。一次对谈时,他引用了弗朗西斯·培根的话,说有一些思想中的偶像是需要打破的。我立刻想起穆罕默德从麦地那凯旋,回到麦加的故事,当时他进入克尔白天房,唯一的武器只有赶骆驼的棍子,二话不说就遣散了异教众神。
我的阅读范围基本集中于欧洲启蒙时代的大师作品,但很快,我的注意力就转向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所研究的语言哲学。前者出身剑桥,后者毕业于牛津。让人激动的是,正是由于这个新的思想学派来自本地,所以即使是在我研究学习的过程中,它也仍在不断地被重塑。
约翰·奥斯汀已于数年前去世,但他传奇般的治学生涯和敏锐的头脑仍然在牛津回廊间的低语中萦绕不去。(他的著作《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征服了整整一代哲学家,让他们对“日常语言”痴迷不已。)维特根斯坦也已去世,他的思想与奥斯汀一样,让人常读常新,活跃在大家的口耳相传中。维特根斯坦是奥地利贵族,祖上有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双方的血统;他并不需要生活上的安全感,他把钱财散尽,一头扎入外面的世界,只信任思想的力量。有段时间,维特根斯坦在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乡村做了小学教师。他总是立足于外面的世界向内窥探,窥探语言、社会和他自身。也不知通过何种方式,他在自己内心找到一块存在主义的栖息地,能够以此为据点观察人生。维特根斯坦带给我的震撼,远超于“桶”中的笛卡尔(Descartes)和每日在柯尼斯堡(Königsberg)游走的康德(Kant);我觉得,尽管隔着一段距离,但我依然可以追随这位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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