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待了大概一个月,与我同住的是一对善良的老夫妻。每天吃过晚饭以后,他们就会给我讲述各种人生经历。他们说,很喜欢通过阿拉伯语电台听乌姆·库勒苏姆以及其他出色埃及歌手的歌。我也听他们讲述通过电台听纳赛尔那些激昂演说后内心涌起的恐惧。他们和我,还有我在伦敦的那些同侪不同,很惧怕纳赛尔说要歼灭以色列的承诺。
有些夜晚,我又和同龄人聚在一起。我初学了一些希伯来语,努力去听懂他们说的话。我拼凑起来的那些只言片语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真诚地相信,集体农场正在锻造“新道德人类”。他们的事业,既和政治有关,也讲究人道主义。在这之中,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过着自由平等的生活,没有丝毫资本的贪婪,财富按需分配。
一个月后,我离开了集体农场,心中却比以前还要不确定了。集体农场就像个微观世界,体现了这个国家最好的一面,而这个国家深深植根的地方,是我从小到大一直笃信属于我的国家。标准的“农场人”是人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典范,我别无选择,只有崇拜敬佩。我从这次体验中收获的思考,很像数十年后读阿摩司·奥兹的书所想到的:至少在1967年以前,我们几乎不存在于这些优秀之人的脑海中。这种缺席并非怨恨或恶意的产物。只不过,我们不是存在于他们世界中的实体,因为在他们的世界中,大多数阿拉伯人在二十年前就被清除了。从大义上讲,这是因为“看不见就想不到”。他们的人道主义,从来没有面对过我们。
那个暑假剩余的时间倏忽而过,我晚上总是去西耶路撒冷的一家咖啡馆,与当地左翼革命团体“Matzpen”(希伯来语中的“指南针”)的成员相聚。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集体农场的问题。就算认识上存在盲点,他们也绝对是一群很好的人。我们难道就没有自己的盲点吗?所有这些都让我得出结论:我们冲突的核心不是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邪恶企图,而是无知。
在牛津大学的下一个学年(1969——1970),露西进入了我的生命。我之前已经听说过露西,牛津的每个哲学生对她都是久仰大名。校园传说中的她,是个自由奔放的文艺复兴式女子:才华横溢的古典学者,长笛手,牛津著名业余合唱团“学者合唱团”(Schola Cantorum)成员。这些还不够,她的父亲竟然是伟大的哲学家约翰·奥斯汀。
第一眼看到她,我就被那白皙的皮肤、美妙的秀发和惊人的优雅所击溃。那是在我和艾哈迈德一起办的一个派对上,就在我基督教堂学院的宿舍里。她和一群认识艾哈迈德的朋友一起来的,短暂地停留了几分钟。但一直等到那个暑假,我才真正和她熟悉起来,而且不是在牛津,是在耶路撒冷。她来参加加沙的一个考古挖掘项目;也是天降好运(通过一个在牛津的共同朋友),她要来我家吃午饭!从那时起,每当我在牛津和她相遇,对她就多留意一分。有时我看到她穿着紧身裤和时髦的夹克,有时候又换了一条性感短裙和高帮黑靴,有时候她在泡吧,有时候在教室。我一定要和她更亲近些。
终于,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我美梦成真。当时我正要离开一家自助洗衣店,突然就看到她正往这边来!她等着衣服洗好,我们就有了时间,进行了第一次交谈。后来,我邀请她来听我的一些课堂报告。当谈到亨德尔(Handel)作曲的《哈利路亚大合唱》("Hallelujah Chorus")和歌手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紫雾》(“Purple Haze”),我们俩都知道是找到知音了。这个问题算是谈妥了,我们一起听了鲍勃·迪伦。
我们开始频繁见面,几乎每天都会。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在周围的乡村远足、野餐,或者去老派的英式酒吧吃饭;我们去露营,坐船;在河岸边那家很有个性的酒吧“鳟鱼旅社”,我们交流了各自的人生。(他们说这家酒吧是《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对学者合唱团建立起信徒一般的虔诚,到牛津各个教堂观看他们所有的音乐会。学期中间,我们心血来潮,开着露西那辆希尔曼,来到被音乐组合西蒙和加芬克尔(Simon and Garfunkel)唱得名扬天下的斯卡伯勒。到现在我还能回想起她开车路上的歌声:
您正要去斯卡伯勒集市吗?
欧芹,鼠尾草,迷迭香与百里香……
学年接近尾声,我估计会有好几个月见不到露西。本来想试试安排她再来耶路撒冷进行一次考古挖掘活动,但没能如愿。有一天,我偶然在街上看到了她。当时我坐在杰伊那辆敞篷车的副驾驶座上,大声喊了句:“嘿!”她招手让我们停下,然后很兴奋地告诉我,她要跟着学者合唱团一起去以色列过暑假。“你看,我们注定要在耶路撒冷相见。”她以英文中特有的轻描淡写表达了内心的情绪。我则因为万分愉悦而说不出话来。上次出现这种呆若木鸡的情况,还是在穿越无人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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