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我准备去牛津入学了。我很想学哲学,但向父亲袒露这个想法时,他只是含糊地应付了两句。他建议我们双方都作出妥协,我也同意了,选择的是一条旁人比较欣赏的、以后会担任公职的“绅士”之路。我选的课程结合了哲学、政治和经济。我所在的基督教堂学院出了很多杰出校友,包括国王、首相、主教,还有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刘易斯·卡罗尔这种在文学史和哲学史上闪闪发光的人物。
初入学院门槛的我,一定显得与那里格格不入。让我不合时宜的应该不是我的长发与大胡子,或者在行吟诗人咖啡店养成的那种反主流的派头——那时候牛津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比较“刺眼”的,应该是我的阿拉伯深色皮肤。当时,牛津除了我,只有一个巴勒斯坦本科生,艾哈迈德·哈立迪(Ahmad Khalidi),他来自耶路撒冷最显赫出色的学者家庭,是阿拉伯大学校长的孙子;他的父亲瓦利德·哈立迪(Walid Khalidi)是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知名的教授。(我父亲和伯伯哈齐姆都与瓦利德·哈立迪很熟。)
105 艾哈迈德和我经常待在一起。他是被主张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培养教育的,给我上了巴勒斯坦政治“速成课”。我了解到很多东西,其中之一是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革命组织缩写背后到底是什么,比如ALF(Arab Liberation Front,阿拉伯解放阵线)、PLF(Palestine Liberation Front,巴勒斯坦解放阵线)、PFLP(Palestinian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以及PDFLP(Popular Democrat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巴勒斯坦民主人民解放阵线)。艾哈迈德最喜欢的是PFLP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小派别,其领导人是传奇人物艾哈迈德·贾布里勒(Ahmad Jibril)。“巨蟒剧团”在拍《布莱恩的一生》时,显然是想到了我们,他们在剧中描绘了“犹太广大人民阵线”、“人民犹太阵线”和“犹太人民阵线”,三个组织纷纷拉人入伙。
对一个大学生来说,那个时代真是令人激动。1968年是学生反叛与嬉皮士时代的高潮,全世界年轻的革命志士以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与毛泽东等领袖为榜样。在巴黎,绰号“红色丹尼”的丹尼尔·科恩-本迪特(Cohn-Bendit)正在撼动僵硬刻板的法国既有体制。而我们也有想要追随的“火把”,那就是亚西尔·阿拉法特。
家乡一直有种模糊的传言,说有游击队在对以色列人发起攻击,而阿拉法特就是这些攻击背后的神秘人物。那时候我对他和他的法塔赫运动的了解,仍然只限于在《自由巴勒斯坦》杂志上读到的那些。灾难般的战争已经是既成事实,再看他关于阿拉伯国家的言论,仿佛先知的预言。3月,广播新闻报道说,他的战士们和以色列军队打了场仗。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战斗的地点:卡拉梅(Karameh).小时候我在那里的家庭农场开过拖拉机。
卡拉梅战役是一场血洗之战,几十名巴勒斯坦将士疆场殒命。然而,等到以色列军队退到约旦河那边之后,法塔赫宣布自己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以色列人也是拼尽全力地战斗,我们的战士牺牲不少,但法塔赫继续存在着。卡拉梅战役成了我们的神话,被誉为“巴勒斯坦人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这其中的英雄主义不止震撼了阿拉伯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妻子费舍尔女士(Lady Fisher)就公开说,阿拉伯人“面对祖国处于征服者铁蹄之下的局面,当然是在做勇士们一定会做的事情”。
我们终于开始有些值得尊敬的盟友了。阿拉法特看上去不修边幅,很有波希米亚风格,比这一点更吸引我的,是他所展望的统一的民主巴勒斯坦国。我应该说明,他是模棱两可和发射混乱信号的大师,他总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被扫除后犹太人怎么办”这种问题避而不答。我自己帮他填补了空白。在我心中,统一的巴勒斯坦,应该既有阿拉伯人,又有犹太人;没有分界线,人们可以很正常地沟通交往,最终成为一个祥和的国家,不用费一枪一炮。无论如何,有一半的以色列人看着都像我的亲戚。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说阿拉伯语,因为他们来自伊拉克或北非。我们喜欢同样的食物、音乐,用同样的水烟管抽着同样的烟草。我们怎么就不能共享一个国家呢?
我想,这符合阿拉法特发起运动的目的,所以也开始散发一些法塔赫的传单,比如,在关于中东的讲座上发给前来听课的人。主讲者都是一些卓越人物,比如罗杰·欧文(Roger Owen),他是一位守旧派作家,写了很多巨著,比如《中东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800—1914》(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1800–1914)。
在牛津,巴勒斯坦政治很快在我心里淡化为背景,因为我社交的世界大大扩展了。我结交了有不同背景和兴趣的同学,其中之一是美国本科学生杰伊,他喜欢开着自己那辆奔驰敞篷车去各个夜店玩。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去参加派对,天气好的时候,也会敞着车篷,在乡村道路上风驰电掣。政治与游击战争似乎离我太远了。
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对政治的兴趣,还是在牛津认识了几个以色列研究生后才得以保持的。从国家层面上讲我们是敌人,但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首先,我们在热烈辩论政治时,都爱吃鹰嘴豆泥,这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共同的代表性美食。
我最喜欢的辩论对手是阿维夏伊·马加利特(Avishai Margalit),他在王后学院跟随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学习哲学。我们经常约在上午见面,地点在圣阿尔达特街(St. Aldates)上一家教堂经营的茶室,街对面就是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设计的壮观的汤姆塔(Tom Tower)。和阿维夏伊讨论起政治来很轻松,因为我们离家乡的各种事件都很远,可以各自嘲笑那些吹着军号耀武扬威的胜利者(他那边的)和吹毛求疵的抱怨者(我这边的)。
开着奔驰车四处跑,在茶室举办我自己的政治沙龙,这些让我获得了急需的自信。有时候我甚至暗自忖度,自己仿佛终于有了些父亲的风骨,也有了他那样镇定自若的人格力量。比起在行吟诗人咖啡馆里激烈辩论,我也开始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建立在更好的立足点之上。遗憾的是,要严肃地研究哲学,好像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真是让人羞恼。
我从一开始上课就感觉很吃力。仿佛是命运的安排,我的第一本指定阅读书籍就是伯特兰·罗素的《哲学问题》(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一个星期后,我至今仍深深感激的导师,仿佛把我脚下的地毯一把掀开,让我的世界里那些似乎无可争议的想法与事实都开始崩塌。他请我在办公室的皮椅上坐下,我的各种常识都在他的滔滔不绝中不堪一击;当我提出驳斥时,也遭到他的完美反击。他做这一切都轻松自如,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好像沏一杯茶都比这更累人。
接下来的一周,同样的场景再度上演。我又一次被他打得落花流水,灰溜溜地走出他的办公室,不得不承认,之前的一两年,无论我对自己多么笃定自信,现在都一去不复返了。我又回到了过去,处于那种彷徨挣扎的状态。
而且,情况比我小时候那种迷迷糊糊的状态要严重得多。现在,我再也没有可供撤退的避风港了。我的阿拉伯故土一片狼藉,我面对的现实也被人践踏得七零八落。我的头发一天比一天蓬乱。
然而,我还是坚持去找导师。那个学期逐渐过去,我慢慢发现,他冷酷无情的攻击,其实并不是我一开始想的要毫无慈悲之心地针对我。他是在采用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法,来挑战我的既定信仰与设想;必要的话,他要毁掉思想的安全停靠站,破坏神圣的正统说法与传奇。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导,让学生多进行批判性反思,巩固严谨的学术原则,这样才能清醒地生活和思考,打开一扇扇紧闭的思想之门。他不止挑战我认识得很清楚的那些观点,还更令人仓皇失措地强迫我去质疑那些从未被质疑的设想,要是说不通、讲不明,就要拒绝接受。一次对谈时,他引用了弗朗西斯·培根的话,说有一些思想中的偶像是需要打破的。我立刻想起穆罕默德从麦地那凯旋,回到麦加的故事,当时他进入克尔白天房,唯一的武器只有赶骆驼的棍子,二话不说就遣散了异教众神。
我的阅读范围基本集中于欧洲启蒙时代的大师作品,但很快,我的注意力就转向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所研究的语言哲学。前者出身剑桥,后者毕业于牛津。让人激动的是,正是由于这个新的思想学派来自本地,所以即使是在我研究学习的过程中,它也仍在不断地被重塑。
约翰·奥斯汀已于数年前去世,但他传奇般的治学生涯和敏锐的头脑仍然在牛津回廊间的低语中萦绕不去。(他的著作《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征服了整整一代哲学家,让他们对“日常语言”痴迷不已。)维特根斯坦也已去世,他的思想与奥斯汀一样,让人常读常新,活跃在大家的口耳相传中。维特根斯坦是奥地利贵族,祖上有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双方的血统;他并不需要生活上的安全感,他把钱财散尽,一头扎入外面的世界,只信任思想的力量。有段时间,维特根斯坦在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乡村做了小学教师。他总是立足于外面的世界向内窥探,窥探语言、社会和他自身。也不知通过何种方式,他在自己内心找到一块存在主义的栖息地,能够以此为据点观察人生。维特根斯坦带给我的震撼,远超于“桶”中的笛卡尔(Descartes)和每日在柯尼斯堡(Königsberg)游走的康德(Kant);我觉得,尽管隔着一段距离,但我依然可以追随这位探索者。
1968年夏天,我回到了家。因为在导师的办公室里经历了那痛苦的思辨,打开了新的学术视野,回到深陷泥淖的家庭和故国,我感觉怪怪的。拥有无数头衔和荣誉的家人,让我想起那些被苏联流放的贵族。父亲的田庄,就是约旦河谷中一片200英亩的土地,甚至都被没收了,落到了以色列当局手里。这个来自麦地那,一听名字就能让人想起昔日辉煌的家族,已经成为一个由前任公务员组成的小家庭,孩子们要么已经远走高飞,要么正要离家。
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治下的区域前途未卜,恰如那时的我。这片区域既不像约旦河西岸地区一样处于以色列军队的管辖之下,也不像以色列其他地方一样是自由的国土。一段匪夷所思的历程开始了,专业人士纷纷抵制自己的职业:比如,阿拉伯律师不再做律师工作,因为他们拒绝归入以色列的司法系统。阿拉伯的市政当局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与经济也在不断动荡变化。以色列的货币、车牌、交通系统、法律流程、消费品和生活习惯都迅速地在日常生活中扎根,大家开始产生混淆与困惑。
我一回家就发现父亲在积极寻找途径,以弥补最近一次失败带来的灾难。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2号决议(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42)呼吁以色列从已经占领的领土上撤退。而决议刚刚宣布通过,就遭到巴勒斯坦领导人煽动性的抨击,原因很简单:该决议默许了以色列在1967年前边界的合法性,这就相当于说,他们在1948年占领的所有领土都是合法的。第242号决议第三条倡导“尊重和承认该地区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他们在共同承认的安全领土内和平生活,不受威胁或武力侵犯的权利”。
以色列对待第242号决议的代表性官方态度,就是本-古里安对“UM”(希伯来语中“联合国”的缩写)轻蔑的嘲讽:“联合国算什么。”
父亲从未想过1948年的惨败还有转圜余地,因此他专注于讨论新近被占领土问题。他很赞赏第242号决议清楚地提出“不允许以武力获得领土,需要努力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使该地区的每个国家都能和平生存”。在父亲看来,联合国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以色列必须撤回到无人区那边。
父亲不知疲倦地进行外交活动,吸引了一批批外国高官、政府首脑和记者,他们纷纷来到我家。有一次,他试图说服约旦的侯赛因国王与以色列谈判,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但没能成功。国王当时自己也是四面楚歌,约旦国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力量日益崛起,他不希望自己像祖父一样被枪杀,所以根本不敢和以色列谈判。尽管如此,父亲还是辛勤地奔走。最终,侯赛因国王和摩西·达扬、果尔达·梅厄进行了秘密会谈,但他们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国王愿意让战胜方保有西墙周围的整片区域,用来换取旧城剩下的区域和约旦河西岸地区。而以色列人对此不感兴趣。
不过,摩西·达扬和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莱克(Teddy Kollek)等以色列政要也并未因此就不再来我家。伊斯兰教节日时,科莱克会上门拜访,我还能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他和父亲对坐,抽着大姐穆尼拉从阿布扎比给家里寄回的哈瓦那雪茄。
“安瓦尔,我们正要对阿拉伯教育系统引入一些创新机制,”科莱克一边对父亲说,一边慢吞吞地吐出一串热乎乎的烟,“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本地的阿拉伯教育界领导层也参与到这件事里来?毕竟这是符合你们自己利益的。”
“想法好极了,”父亲语气严肃地回复,往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但是你来告诉我,这些创新机制什么时候能实施?”
科莱克不常听到阿拉伯人积极回应自己的倡导。他向前斜着身子,声音里多了一丝兴奋:“当然是新学年开始就实施啊。”
父亲装作一脸天真地算着月份,摇摇头,露出一副迷惑的表情:“但还有整整五个月啊。那时候你肯定都走了。”
父亲也接受邀请,向以色列听众发表演讲,或者与以色列领导人进行辩论。有一次,我跟着他一起去了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有人邀请他对众多能听懂阿拉伯语的也门犹太人发表演讲。父亲开车,而我负责看地图指路。意料之中,我们迷路了,在绕了几大圈之后,一名艾格德(Egged)公司的大巴司机注意到我们的东耶路撒冷车牌,主动上前为我们提供了帮助。父亲对听众讲了这件事,总结说,要是政客们都像大巴司机一样,我们就能拥有和平。
观众们愉快地鼓掌应和。
从牛津回家后不久,我就惊奇地发现,很多以色列记者排着队要见父亲,有时候是在家里,有时候是在他位于大马士革门附近的律所。我回家后一个星期,希伯来语日报《国土报》(Ha'aretz)的记者丹尼·鲁宾斯坦(Danny Rubinstein)上门来采访。丹尼比我大不了多少,和我根本不会说希伯来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阿拉伯语很流利。采访过后,我们开始闲聊。我跟他讲了牛津的生活,还有我和几个以色列学生交朋友的经历。我猜他一定觉得很惊讶,因为他问我想不想去看看以色列议会。我说,我从外面看过好多次了。“我是说进去看。”他解释道。“你是开玩笑的吧?”我说。
他不是。
去之前,我对这个被称为“克奈塞特”(Knesset)的机构有过诸多想象。比如,我听说,天花板上垂着一面大旗,上面印着幼发拉底河与尼罗河,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贪婪胃口,要把其领土从开罗郊外一直扩张到巴格达。
几天后,丹尼就安排好了一切,我从顶层看台近距离观察了以色列政府。我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大旗,不过也认出了摩西·达扬著名的眼罩。我看到下面坐在政府人员席位上的,有果尔达·梅厄、戴维·本—古里安,以及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他们头碰头地围在一起,仿佛在密谋什么。
到此时此刻,我逐渐产生了强烈的渴望,想要去了解推动以色列前进的动力,是什么让它如此富有动感与活力。很快,我就得到了第一个机会。
一天,伊斯兰高级理事会的代表们来到我家,他们告诉父亲,以色列人开始在阿克萨清真寺附近进行考古挖掘。他们怕这些新的统治者会挖到圣地之下,寻找所罗门那失落的殿宇。伊斯兰高级理事会的这些先生希望能得到父亲的支持,保护圆顶清真寺免受亵渎。
父亲和理事会的同僚们带着我一起去了考古现场。我们穿过旧城,来到挖掘的地方。考古团队的领队梅尔·本-多夫(Me'rBenDov)看见我们一脸怀疑地站在远处。他用非常流利的阿拉伯语大声问道:“你们想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吗?”然后他招手邀请我们过去,看看他的团队挖掘出土的伍麦叶王朝的那堆伊斯兰古董。
我们这边的伊斯兰学者尴尬地面面相觑,不知道该作何回应。最终,父亲问是谁在做挖掘工作。
“从世界各地来的学生。”
“你们接受穆斯林志愿者来帮忙挖掘吗?”
“当然啦。”对方如此答复。
父亲昂着头,抛下那群疑惑不解的理事,向那位考古学家走去。
“来呀。”他朝我挥手。我就是他所说的志愿者。
从前我也见过父亲的很多勇气之举,但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好的例子,他能够不顾同侪的看法,跨越界线,对偏见嗤之以鼻,特别是在知识的感召下。自然,在他看来,对摩洛哥区的毁坏是权力滥用导致的犯罪。但他把这归咎于政客,而非考古学家。他明白,阿拉伯人不必惧怕科学,特别是发掘我们那些古代公墓与钱币的科学。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穿着凉鞋、背心和牛仔裤,出现在考古现场,还开始破译古钱币上的阿拉伯文。我倒没在现场待很久,但也足够在我们居住的那一区掀起小小争议了。看到原市长的儿子和那些开挖圣殿的邪恶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工作,人们都不太高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与政治有关的谈话中,而且都不是什么好话。这恰恰能让我好好锻炼一下,不去管别人的看法。就连堂哥扎基都朝我发火了。
有了父亲的鼓励和资金支持,1968年暑假,我也报名参加了一个“乌尔帕”,即语言学校,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后来我又主动提出去一个“基布兹”(即以色列集体农场)工作,往前迈出更重要的一步。
当时,那些“基布兹”是欧洲左翼钟爱的目的地,从瑞典到瑞士,不断有志愿者成群结队地来“基布兹”体验社会主义理想,以及同样重要的自由情爱。在阿拉伯人眼里,“基布兹”就是以色列体系的“突击队”,是每一次战斗中冲在前线的、冷酷无情的斯巴达式士兵兼农民。我希望亲眼看看打造犹太复国主义利剑的地方。
父亲给我安排了一切。他联系了一个在加利利的朋友,他在名叫“哈柔瑞尔”(“哈柔瑞尔”意为“播种者”)的集体农场,属于左翼统一工人党运动的“青年卫士”组织(“Young Guard”)。这位朋友和农场同伴提起我要去,晚饭时间大家进行了讨论,然后投票决定向我发出邀请。
哈柔瑞尔集体农场的创办者是一群逃离纳粹德国的年轻社会主义者。他们被希特勒政府赶出学校,于是移居巴勒斯坦,创办了一个集体农场。我到那儿还不满一个小时,农场成员就郑重地向我介绍了这段历史,之后才扛着粗糙的犁耙,带着无限的活力开始干活儿。这片土地以前是被地主疏于照顾的沼泽。他们给我看了开荒岁月的黑白照片。照片里那片空荡荡的荒芜之地,和如今山野间的森林,生机勃勃的蔬菜,以及我转头就能看到的窗外繁花,形成鲜明对比,令人震惊。他们一开始住的白色帐篷,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一本书,书里有关于大草原印第安人的插画。
在“敌国领土”上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充分领教了这里人民的高素质。简单的白色平房之中,坐落着威尔弗里德·伊斯拉埃尔博物馆(Wilfrid Israel Museum),该馆以一位德国犹太裔艺术收藏家命名。20世纪20年代,他旅行到了印度,进入了甘地的小圈子。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搭救德国犹太人的过程中丧命。遵照他的遗嘱,以色列将他的艺术收藏品捐赠给这个集体农场。看到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古陶器、女神像与东方艺术品,我真是叹为观止。
我待了大概一个月,与我同住的是一对善良的老夫妻。每天吃过晚饭以后,他们就会给我讲述各种人生经历。他们说,很喜欢通过阿拉伯语电台听乌姆·库勒苏姆以及其他出色埃及歌手的歌。我也听他们讲述通过电台听纳赛尔那些激昂演说后内心涌起的恐惧。他们和我,还有我在伦敦的那些同侪不同,很惧怕纳赛尔说要歼灭以色列的承诺。
有些夜晚,我又和同龄人聚在一起。我初学了一些希伯来语,努力去听懂他们说的话。我拼凑起来的那些只言片语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真诚地相信,集体农场正在锻造“新道德人类”。他们的事业,既和政治有关,也讲究人道主义。在这之中,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过着自由平等的生活,没有丝毫资本的贪婪,财富按需分配。
一个月后,我离开了集体农场,心中却比以前还要不确定了。集体农场就像个微观世界,体现了这个国家最好的一面,而这个国家深深植根的地方,是我从小到大一直笃信属于我的国家。标准的“农场人”是人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典范,我别无选择,只有崇拜敬佩。我从这次体验中收获的思考,很像数十年后读阿摩司·奥兹的书所想到的:至少在1967年以前,我们几乎不存在于这些优秀之人的脑海中。这种缺席并非怨恨或恶意的产物。只不过,我们不是存在于他们世界中的实体,因为在他们的世界中,大多数阿拉伯人在二十年前就被清除了。从大义上讲,这是因为“看不见就想不到”。他们的人道主义,从来没有面对过我们。
那个暑假剩余的时间倏忽而过,我晚上总是去西耶路撒冷的一家咖啡馆,与当地左翼革命团体“Matzpen”(希伯来语中的“指南针”)的成员相聚。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集体农场的问题。就算认识上存在盲点,他们也绝对是一群很好的人。我们难道就没有自己的盲点吗?所有这些都让我得出结论:我们冲突的核心不是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邪恶企图,而是无知。
在牛津大学的下一个学年(1969——1970),露西进入了我的生命。我之前已经听说过露西,牛津的每个哲学生对她都是久仰大名。校园传说中的她,是个自由奔放的文艺复兴式女子:才华横溢的古典学者,长笛手,牛津著名业余合唱团“学者合唱团”(Schola Cantorum)成员。这些还不够,她的父亲竟然是伟大的哲学家约翰·奥斯汀。
第一眼看到她,我就被那白皙的皮肤、美妙的秀发和惊人的优雅所击溃。那是在我和艾哈迈德一起办的一个派对上,就在我基督教堂学院的宿舍里。她和一群认识艾哈迈德的朋友一起来的,短暂地停留了几分钟。但一直等到那个暑假,我才真正和她熟悉起来,而且不是在牛津,是在耶路撒冷。她来参加加沙的一个考古挖掘项目;也是天降好运(通过一个在牛津的共同朋友),她要来我家吃午饭!从那时起,每当我在牛津和她相遇,对她就多留意一分。有时我看到她穿着紧身裤和时髦的夹克,有时候又换了一条性感短裙和高帮黑靴,有时候她在泡吧,有时候在教室。我一定要和她更亲近些。
终于,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我美梦成真。当时我正要离开一家自助洗衣店,突然就看到她正往这边来!她等着衣服洗好,我们就有了时间,进行了第一次交谈。后来,我邀请她来听我的一些课堂报告。当谈到亨德尔(Handel)作曲的《哈利路亚大合唱》("Hallelujah Chorus")和歌手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紫雾》(“Purple Haze”),我们俩都知道是找到知音了。这个问题算是谈妥了,我们一起听了鲍勃·迪伦。
我们开始频繁见面,几乎每天都会。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在周围的乡村远足、野餐,或者去老派的英式酒吧吃饭;我们去露营,坐船;在河岸边那家很有个性的酒吧“鳟鱼旅社”,我们交流了各自的人生。(他们说这家酒吧是《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对学者合唱团建立起信徒一般的虔诚,到牛津各个教堂观看他们所有的音乐会。学期中间,我们心血来潮,开着露西那辆希尔曼,来到被音乐组合西蒙和加芬克尔(Simon and Garfunkel)唱得名扬天下的斯卡伯勒。到现在我还能回想起她开车路上的歌声:
您正要去斯卡伯勒集市吗?
欧芹,鼠尾草,迷迭香与百里香……
学年接近尾声,我估计会有好几个月见不到露西。本来想试试安排她再来耶路撒冷进行一次考古挖掘活动,但没能如愿。有一天,我偶然在街上看到了她。当时我坐在杰伊那辆敞篷车的副驾驶座上,大声喊了句:“嘿!”她招手让我们停下,然后很兴奋地告诉我,她要跟着学者合唱团一起去以色列过暑假。“你看,我们注定要在耶路撒冷相见。”她以英文中特有的轻描淡写表达了内心的情绪。我则因为万分愉悦而说不出话来。上次出现这种呆若木鸡的情况,还是在穿越无人区的时候。
那是1969年的暑假,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已经两年了。如果说贵族、知识分子与泛阿拉伯主义者仍然在绝望中孤注一掷地想要做点什么,大众却已经对以色列的占领习以为常了。耶路撒冷又开始迎来送往大批的游客,其中很多是挥金如土的美国人。商店里顾客络绎不绝,大家的钱包空前鼓胀。工程建设又开始了,只不过建的不是我叔伯们的五星级酒店,那里仍然是一堆裸露的水泥与逐渐生锈的钢筋。
家庭聚会上宣布的大事,是我的亲戚萨利姆(Salim)因为在公交车站放了一枚炸弹(还是枚哑弹)而被捕。萨利姆从小没了父亲,跟着寡母在旧城长大,过着贫穷的生活。意料之中,贫穷让萨利姆自然而然地选择了那种主张进行速战速决的革命意识形态。六日战争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被派往希伯伦的山中接受起义军的训练。年仅17岁的他接到了领导人的命令,让他执行一次“行动”。谢天谢地,行动最后失败了,但却害得他被判终身监禁。
除此之外,大家也就是老生常谈而已。聚会上,没人发表关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相处的只言片语。我听到的一切都和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8月的喀土穆会议(Khartoum Conference)上得到的结论相呼应。(阿拉伯国家的政客们仿佛以为自己在把玩阿拉丁神灯,高喊着“不!不!不!”就能发挥魔力,消除一切战败带来的屈辱:绝不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绝不承认以色列。绝不与以色列谈判。)所有人都在谈论重拾1949年到1967年六月战争爆发之间实行的停火协议。他们希望重建那堵墙;“无人区”让他们得以深藏“犹太国”的现实,那是钢筋混凝土搭建起来的面纱,仿佛一块遮羞布。
那时,每晚谈到一定程度,阿拉法特的名字一定会冒出来;侯赛因国王就几乎没人提。一天晚上,有个叔伯给我看了一封信,是个已故的祖叔伯三十年前写给自己的犹太情人的,把我看得开怀大笑。这个祖叔伯在信里对情人许诺,要在金匠市场给她一个家——那是我们家族自古以来的祖产,在1927年的地震中毁于一旦。这个空头的许诺也许就是祖叔伯对两人关系的一个隐喻。不过我那位叔伯得到这封信的故事就没那么好笑了,好像是那个女人的以色列亲戚把这封信翻了出来,宣称那处住宅是自己的。
过去的分界线都作废了,去特拉维夫的海滩变得特别容易,开车或坐艾格德巴士都行。那年夏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父母一起踏入以色列境内。我们开着沃尔沃去了以色列卢德市附近的瓦第胡因,母亲童年时的家就在那里。到达目的地时,母亲发出沉闷痛苦的声音,因为那里早已物是人非,只剩下那棵小时候她用来吊秋千的老树,树上长满了沧桑的木瘤;树枝看上去毫无生气,蒙着一层厚厚的尘灰。房子的墙都被炸毁了,连一点碎石都没留下。那片被大家津津乐道的橘林也不见了踪影。令人惊讶的是,拉姆勒的外祖父之墓竟然在残垣断壁中幸存下来。也许就是在同一个洞穴比邻而葬的苏非教先祖亡灵在冥冥中护佑了他。
暑期有两件刺激的大事发生,不过互相之间完全没有关联。第一件事情差点就发展成毁天灭地的大灾难。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澳大利亚基要主义基督徒迈克尔·罗恩(Michael Rohan)试图烧毁阿克萨清真寺。市政消防动作太慢,没能迅速赶到,于是数百名群众自发地去灭火,我、父亲和母亲都在其中。愤怒的人群异口同声地高喊:“打倒以色列!”我正将一桶水提进这伊斯兰教第三神圣的殿宇当中,突然注意到一位阿拉伯同胞的鼻子在流血,脸上也挂了彩,他正朝以色列士兵挥舞着手臂。“那人是?”我问一个朋友。“这你也问得出来?他是费萨尔·侯赛尼(Faisal Husseini)。”费萨尔年长我10岁,且我们俩结交的圈子不同。我只听父亲说起过他在放射科做医师。看那流血的鼻子,我猜他身上一定有着高昂的战斗精神,毕竟是遗传自他的父亲,伟大的阿卜杜勒·卡迪尔·侯赛尼。
那个疯子一把火毁掉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讲道坛,那是木与象牙制成的圣坛,是萨拉丁王从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送来的赠礼。接受审判时,罗恩说自己的纵火行为合情合理,因为他是“上帝的使者”。法庭判他有罪,说他精神上有问题,于是在被遣送回国之前,这位“上帝的使者”被关进了以色列的一家精神病院,这家精神病院就建立在代尔亚辛村的废墟之上。
另一件大事就是我见到了露西。这次轮到我带她看看自己的城市和国家了。我爱她爱得无可救药,可父母还是没有起疑。在他们眼里,露西只不过是瓦利德·哈立迪的朋友——牛津著名哲学家——的女儿。
1970年秋天,我开始了在牛津的最后一个学年,但并不确定毕业之后何去何从。当时整个英国的气氛很特别,混杂着活跃朝气与腐朽衰败。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正当红,名爵(MG)跑车与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小说成为新时尚,卡通人物粉红豹(Pink Panther)和“007”系列电影有很多拥趸。1969年,BBC播映了第一集《巨蟒剧团之飞翔马戏团》(Monty Python' s Flying Circus)。但大英帝国也日渐没落,每年都有新的国家宣布独立,而英格兰正被一场接一场的罢工冲击着。20世纪30年代,我父亲的学生时代,毕业生眼前的新世界是那么阔大辽远,等着他们去探索;一个庞大的帝国等着他们去添砖加瓦。现在的学生呢,就算特别幸运,也可能只是进入利兹大学或伯明翰大学这类新兴大学的红砖墙之中而已。
露西与我一天比一天亲密,开始谈婚论嫁。离正式开课还有两个星期,我们心血来潮(好像当时正在讨论黑格尔),决定前往海德堡(Heidelberg)的黑林山(Black Forest),去走一走那里的哲学家小径(Philosophers' Path)。
我花100镑买了辆旧的名爵敞篷车。尽管一个机修师苦口婆心地说这车不出城就要坏掉,我们还是开着它来了个欧洲游。我们把车运到了比利时的奥斯坦德(Ostend),从那里开始自驾,一路上主要是露营。到海德堡之后,我们忍受着从破旧车顶渗进来的刺骨冷空气,半推半开地把车弄上了阿尔卑斯的山路。就在这山间某处,我们终于决定向外界宣布想结婚的消息。
爱情改变了一切。让我感到新鲜与惊喜的,不仅是心中猛烈的悸动,还有露西这个人,她所坚守和维护的,以及她所强烈反对的。从过去到现在,我一直热爱并欣赏她思想的深度,她的刚毅坚韧,她敏锐的思想,坚定的决心,以及脚踏实地的朴素。说一句老掉牙的情话:她既是与我精神契合的灵魂伴侣,也是生活上风雨同舟的真心爱人。
爱上露西,也意味着要义无反顾地去冲破一些家庭和文化禁忌,这些禁忌本身就意在阻止跨种族的婚姻。我的家人远隔万里,所以暂时还能瞒上一阵子,露西的母亲就不一样了。奥斯汀夫人本身就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哲学家,在圣希尔达学院教书,什么都逃不过她敏锐的双眼。(有一次,我和露西一起去伦敦听她母亲在亚里士多德学会的论文发表会,论文的主题是“了解自己的思想”,主要是回应当时讨论“他心问题”的潮流,并从更宏观的角度讨论人的认知。)露西向她母亲提起我们结婚这件事的方式,就是让我和她那头脑令人敬畏的母亲讨论哲学。
坦白说,这个提议太可怕了,我想了几百个落荒而逃的办法。露西是真心想让我和她妈妈熟悉亲近,还是那一家子哲学家要给我做个测试?我吓到发抖,但又觉得无路可退,只能硬着头皮上,于是勉强同意进行这场“哲学的邂逅”。
她母亲的住所位于一个乡村,名叫“老马斯顿”(Old Marston)。房子在一个很大的公园之中,附近的池塘吸引来很多野鸟。露西微笑着坐在角落里,埋头看书;而我则调动全身的优点来接受她家人的检阅。也不知道是我的坚定感染了她,还是女儿绝不退让的态度让她别无选择,这位母亲最终点了头。
圣诞假期的一天,我经过一家酒吧,那是J. R. R.托尔金(J. R. R. Tolkien)和C. S.刘易斯曾经每周三都要见面讨论奇幻主题创作的地方。就是在那里,我冒出了要写一个童话的想法。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霍比特人》(The Hobbit)那种善恶对决、充满基督学色彩的故事。我的主题是爱,我对耶路撒冷的爱;以及美好的愿望,就是与露西一起回到我的国家,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平等相处的地方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仍然认为这很有可能变成现实。)写这个故事让我感受到无限愉悦,真是一发不可收拾,直到行文最后,我不知如何唤醒圣墓教堂门口那位骑士,才悻悻搁笔。
回学校后的一天上午,露西突然来到茶室,给了我们惊喜。她发现阿维夏伊和我正讨论得热火朝天,在纸巾上潦草地写下解决巴以冲突的可行性方案。阿维夏伊不知道,我其实是想从他那儿汲取一些灵感,好给我的童话续上个优美的结尾。
大学三年,我的哲学阅读充满了牛津特色:逻辑学、欧洲哲学以及语言哲学。如今我和伟大哲学家的女儿订了婚,对哲学的积极性可谓空前高涨。露西令我随时保持良好的状态。
欧洲文明灿烂伟大,我对这一点自然深信不疑。然而,随着毕业临近,我开始思考如何将欧洲遗产和伊斯兰文化遗产相结合。也许,伊斯兰文化也有尘封不见天日的珍宝,能比拟我所见识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知识巨匠(比如莱布尼茨、洛克、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等等)的思想?
还有个从高中起就让我念念不忘的问题,那就是伊斯兰文明的起源。这本是出身于部落、不识文字的穆罕默德创立的宗教,提倡朴素与苦行,竟然能在高雅文化盛行的巴格达得到迅速传播与扩展。基督教等了1200年才出了阿奎纳(Aquinas)那样的神学家,而在穆罕默德逝去后的200年内,伊斯兰文化就催生了众多可与之比肩的大家。早在9世纪,穆斯林知识分子就已经用阿拉伯语讨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孰高孰低、是非曲直了。
我想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就比较令人痛苦了。一个在巴勒斯坦深深扎根逾千年的文明国家,怎么就如此轻易地在枪炮下被驱逐、连根拔起?我当然已经明白,这绝不是因为我们的敌人生来就拥有更高等的智慧,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恶意或怨毒。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没有得出任何答案。我所拥有的,是一些可加以利用去寻找答案的技能和工具。我开始考虑研究伊斯兰教思想,甚至想去研读一下《古兰经》。牛津找不出能给我指导的人。哲学系有大批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的信徒,也有很多人涉猎到哲学的方方面面,就是没人研究伊斯兰教哲学。
一天,我有了重大发现。
一个好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研究生弗里茨·齐默尔曼(Fritz Zimmerman)。他是德国人,专门研究经希腊语和叙利亚语将思想与文献传入阿拉伯国家的课题。在首次促膝长谈中,我向弗里茨吐露了自己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他立刻邀请我一起去伦敦的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在瓦尔堡研究院(The Warburg Institute)举办,这个研究院最初成立于德国汉堡(Hamburg),创始人是个古怪的德国犹太天才,资助人则是他富有的兄弟。后者还赶在纳粹占领该机构的图书馆之前,帮忙将里面的藏书都迁移到了伦敦。弗里茨每两周就会去那里参加埃及哲学家和科学史专家阿卜杜勒-哈米德·萨卜拉(Abdelhamid Sabra)主持的研讨会。
在前往伦敦的火车上,弗里茨给我讲述了瓦尔堡研究院的历史。
他说创始人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是很典型的犹太世界主义者。启发瓦尔堡创办该机构图书馆的中心思想,就是各种各样的文化根源——大部分都很隐秘,所以不为人知——一直将现代文明与中世纪和古代的欧洲文化联系在一起,甚至还联结着近东与地中海地区更为古老的文明。瓦尔堡研究院图书馆就象征了这深奥隐晦、盘根错节却坚不可摧的传统。而想要着手研究伊斯兰文化遗产和传承的我,被深深吸引了。
弗里茨和我到了瓦尔堡研究院,看到五六个人坐在屋中读着11世纪神学家阿布德·贾巴尔(Abd el-Jabbar)的手稿。贾巴尔的论述涉及认知、认识论、自由意志和公平等主题。穿着一丝不苟的萨卜拉教授讲解说,贾巴尔归属于一个叫作“穆尔太齐赖”(Mutazilite)的神学学派。这个学派的教义是,人类有自由意志,也因此要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学派的追随者们拒绝用至高无上的真主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真主不会随意、不以人类善恶为根据地施以奖励与惩罚。穆尔太齐赖学派认为,真主绝不是专横霸道的独裁者,更没有高坐云端把我们像牵线木偶一样操纵。这些关于人类自由的言论真是激进,我听着都觉得是现代理论。
穆尔太齐赖的理性主义者与比较固守传统的艾什阿里(Ash'arite)学派针锋相对,后者的追随者认为真主是无所不能的,能够随心所欲地去进行奖赏和惩罚。固守传统的学派最终赢得了论战,对理性主义者和他们的著述进行了宗教上的彻底打压。于是,九百多年来,我们对前者唯一的所知,竟然来源于那些在彻底灭绝穆尔太齐赖学派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批评家。
后来,到20世纪50年代,一群埃及考古学家在也门的一座清真寺发现了穆尔太齐赖学派的手稿。那是深藏于地下的古代卷宗,大部分是神学论述,但中间也掺杂了许多哲学思想,足以解释该学派之后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出现。这是学者们首次直接接触到穆尔太齐赖学派的论述。
我被这个重大发现迷住了。小半辈子以来,我一直听别人讲述巴格达的11世纪是智识生活的全盛时代,但和所有关于黄金时代的版本一样,他们的讲述也是过多地形容那虚无的荣耀,对细节却寥寥数语带过。现存文献匮乏,人们只能在有限的基础上推测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史。古老著述的出土,打开了通往那一段历史的窗户。我翻动着影印版的文字,感觉自己面前耸然屹立着一个象征知识力量的庞然大物,可供我好好品味,细细研究。
两个小时的研讨会结束时,我已经发现了属于自己的伊斯兰哲学入口。穆尔太齐赖学派的论述极为清晰严谨,让我叹为观止,并且立刻感受到他们对哲学主题的论证方法和分析处理是多么强有力且有深度。而我眼中的萨卜拉教授也是个博学多才、见解独到、有着敏锐洞察力的优秀学者,他师承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科学哲学大师,和维特根斯坦与瓦尔堡一样,是个说德语的犹太人)爵士,和老师一样,精通逻辑实证主义。这一切都帮助萨卜拉对各种论述字里行间的意义与关系进行细致的研究,这一切也立刻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当即决定,要请他做我未来研究的导师。
之后,我向萨卜拉教授作了自我介绍,表明自己想要定期来参加他的研讨会。教授同意了。回牛津的火车上,我感觉自己眼前的未来之路变得更清晰了。露西还有一年才能拿到学位,我就在伦敦和那位埃及教授一起做研究。露西可以周末来找我。
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我毕了业,搬到伦敦的姨妈家中,进入瓦尔堡研究院。
瓦尔堡研究院隶属于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我对这所大学一见钟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着激进的传统。这种传统来自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他对牛津和剑桥那种贵族做派和牧师一般的成见嗤之以鼻,坚信知识应该向所有人张开双臂。这所大学还有着一些我很中意的英伦老派古怪气质,比如,边沁去世后,他的尸体被做成了标本,储存在一个木橱柜中。尸体穿着正式的服装,在官方活动的时候会被推出来。
在图书馆工作仿佛是我的天性。那一本本书籍的排布方式,体现了阿比·瓦尔堡的观点,即古代的各种神话、艺术和学术模式都通过各种各样的转化,得以存在于现代世界。在耶路撒冷长大的我,非常了解古代模式在新时代焕发生命的状况。
不过,只过了几个月,我想在萨卜拉教授门下研究学习的计划就落空了。这位埃及教授得到哈佛大学科学史的教职,迅速前往美国。那条将我系在岸边的绳子,再次断掉了。
我该怎么办?搬回牛津和露西住在一起?回耶路撒冷去?我决定留在伦敦,毕竟不用交房租;而且在这里能随手接触到的伊斯兰论述文本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
阅读文本和理解文本是两码事。更难的是遵循瓦尔堡的精神,将其放在一个大背景之下,同时去研究之前和之后的思想。阅读这些阿拉伯语写成的文本倒没什么难度,但文本中的各种论证却让我迷惑不解。仿佛那些学者虽然会说我的母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说出来的话我完全不能理解。不过,我还是踏上了对这些奇异文献的探索之路,心中怀着希望和动力:要是我能破解文字中包含的谜题,也许就能解释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兴起和衰落。也许在这神秘的字里行间,埋藏着一条线索,能把中世纪的伊斯兰教与现代的西方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线索(无关政治与武装叛乱),能否开启新时代阿拉伯文艺复兴呢?
那一年中,我不断研读那些论述,对它们越来越熟悉,但并非因为我掌握了破译怪异思维方式的艺术。我只是领悟到,这些古代的神学家与哲学家不过是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探索着一些问题的答案,也就是从我拿起伯特兰·罗素的著作之后就再也挥之不去的问题。我们所说的“现实”,是独立于我们行为之外的,还是我们所构建的?我们有自由意志吗?什么是认知?什么是公平?我们此生此世能够实现上述这些理念吗?
在这场哲学思想的冲撞之战中,无神论者、神秘主义者、不可知论者和虔诚的盲目信神者无休止地争执冲突,而我则是棵“墙头草”。我可能某天下午支持提倡思想自由的希腊派哲学家,接着又立刻与神学家们惺惺相惜。这样的冲撞真是令人兴奋啊。
这场纷争始于阿巴斯王朝哈里发马蒙(al-M'amoun,在位时间813—833年)统治时期。一天晚上,马蒙梦遇亚里士多德,这位古希腊哲学家鼓励他将全世界的伟大书籍翻译成神圣的阿拉伯语。梦醒后,这位哈里发就召集了一些基督徒译者与穆斯林译者着手进行此事。古希腊人失却的智慧开始在阿拉伯世界重现,如同木乃伊复活。
固守传统的人觉得这样不好。10世纪和11世纪,在神学体系内部,围绕古希腊文化对伊斯兰教的影响,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言辞辩论。穆尔太齐赖学派认为古希腊科学和哲学有着普适性,而针锋相对的艾什阿里学派则坚称既然《古兰经》中已经包含了所有的知识,那么就只需要更深入地学习理解阿拉伯语和注释《古兰经》的方法。初看上去,这场关于“希腊”理性与“伊斯兰”启示的论战,正如世界上任何现代派与传统派的争论,提倡思想自由之人与高举传统火炬的卫道士的争论。
但我很快发现,这场纷争远不止看上去那么简单。我孜孜不倦地研读着伊斯兰哲学卷宗,注意到一位“反哲学”的代表人物,加扎利(al-Ghazali)。
加扎利是艾什阿里学派的思想巨人,哲学上的渊博程度相较他的对手们而言,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对哲学家们发起致命攻击,才让后者对他颇有恶言。加扎利教导信徒们,哲学对宗教思想毫无贡献;更为恶劣的是,他断言古希腊形而上的思想对宗教有害。哲学家对神性启发起不到任何作用,应该自觉把自己规范在逻辑等领域,去思索层次比较低的问题。加扎利以高超的思辨对哲学进行了严厉打击,也决定了其命运。纯粹的哲学最终在伊斯兰世界中衰亡无闻。
如果这就是故事的全貌,加扎利称得上是自由探索最恶劣的天敌之一了。但我继续挖掘,却发现了更令人同情的一面。他是教授,也是法官,还是巴格达大学的校长,他在这个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中拥有着最德高望重的工作。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我想象他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的幼发拉底河——人生的意义远大于名望、荣誉和研究古老的哲学。亚里士多德让他厌倦。与存在更为相关的各种问题使他备受煎熬,眼前整日自命不凡的舒适生活,绝不可能给出任何答案。
于是他放弃了一切,家庭、职位和名誉,全都被抛诸脑后。他开始了一场求索知识的漫游。他充满勇气,敢冒放弃一切的风险,只为自由地探索。最终,这场漫游指引着他,来到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一个简朴狭窄的小室中进行苦修。
在耶路撒冷,他写下了具有神秘气质的著作《耶路撒冷书信》(The Jerusalem Epistle)。他在书中得出结论说,只有在宗教幻想入定的状态下,才能获取真理。(虽然他并未提到希腊人所说的“惊异”[Thaumazein]状态,但其实意思都是一样,就是在神的奇迹存在下产生的惊异之感,而这奇迹无法以简单的逻辑推理来解释。)
他和海德格尔(Heidegger)应该能成为知己。
从学术的角度讲,他得出这些神秘主义结论的方法可谓又大胆又严谨。对他的著作研究越深,我就越清楚地看到,他对哲学表面上的排斥,实际上却辩证地打开了伊斯兰文明。在圆顶清真寺的一间苦行室中,西方精神与东方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他有两项贡献叫我最为入迷。首先,尽管认为古希腊形而上学对神学毫无贡献,他却没有对思想紧锁门窗,而是去寻找构建神学知识的不同方法。他把想象和逻辑分而论之,分别给予两者应有的重视,认为我们只有通过类比、隐喻和直觉才能追求到更高的真理。而且,由于他将逻辑严格限制在科学的范畴内,反而为自远古时代就开始的自然研究的首次复兴铺平了道路。抛开个人的本意,他其实是为古希腊科学思想的洪流叩开了伊斯兰世界的大门。
我了解到加扎利所作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创造了一种认识奇迹的新途径。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认为奇迹是不可能存在的。某种东西,比如一滴水,如果说其本质是与生俱来的、固定存在的,那么不管你多么深入地去探究这滴水,还是会发现其中的“水性”,不可能把水变成酒。或者,举个政治上的例子,如果冲突双方有本质上的分歧,那么就连神也无法消除他们的分歧。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作为自然法则的制定者,神造物时必然有一以贯之的标准。如果Q从内在本质上与P矛盾,这种矛盾就会一直持续。
加扎利在解释奇迹时,运用了原子论。他借鉴了古希腊思想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绰号“欢笑哲学家”)的理论,认为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一切物体,包括我们的灵魂在内,都是由独立、平凡,且可以互换的“原子”组成的。这些原子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所以如果神想要把水变成酒,只要稍微把周围的原子改变一下即可。或者,从政治上说,敌意看起来像一脚踢在一块石头上,根本无法改变,特别是在持续数个世代发生流血冲突的中东。然而,情感并非亚里士多德学派所说的那种“本质”,而是可以通过人的意志而有所改变。能不能将敌意化为理解和尊重,关键在我们自己。不管双方的仇恨看上去是多么根深蒂固,通过人类意志,也能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