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英国的阿拉伯学生每天都聚集在一家餐厅,该餐厅所在大楼属于埃及新闻处(Egyptian Information Office),位置就在我姑妈家街对面,倒是方便。大家开始组织起来,为迫在眉睫的冲突做准备。我们都以为,1948年那场令我们蒙羞的灾难,现在将大仇得报,我们伤痕累累的阿拉伯自尊心将得到修复。毕竟,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必有一战”。我们如同期待基督复临的宗教组织,认为战争必然来临,只是还不清楚具体日期。纳赛尔是我们的领导人,背后还有苏联撑腰,赢得战争必然是易如反掌;面对贫穷、装备不足、内部分裂和兵力不足的敌人,我们必然摧枯拉朽。毕竟,这个敌人连“国家”都称不上,我们眼里的以色列只是一个“实体”,一个东西,最多算是一根不太舒服的肉中刺。
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都在伦敦四处奔走。(多年后的电影《布莱恩的一生》[Life of Brian]让我想起那些日子的激动和荒唐。)通过两个朋友——一个信仰托洛茨基主义,一个信仰毛泽东思想——我找到了南肯辛顿的行吟诗人咖啡馆(Café Troubadour)。咖啡馆里烟雾缭绕,气氛暧昧;老板是思想前卫的先锋派;每天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最常放的是鲍勃·迪伦的歌);这里太适合年轻的革命派聚会了,总能看到鱼龙混杂的嬉皮士和各种派别的无政府主义者。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该加入哪个派别,最后我投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怀抱。别的团体会让我想起父母和他们那些晚宴客人:太老练世故,过于自信,不合我的胃口。我欣赏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体制怀抱敌意,而且他们最喜欢的颜色是红与黑。我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徽章,穿着破烂牛仔裤,顶着乱糟糟很久没剪的头发,还留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大胡子。我紧随着无政府主义小队,与他们一起摇旗呐喊,抗议体制、制度暴力、腐化堕落的政府;有一次,还抗议了伦敦恶劣的天气。
一天,在行吟诗人咖啡馆,我正和一群越南团结运动(Vietnam Solidarity Campaign)的领导人同桌而坐,烟不离手,吞云吐雾,苦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突然听到某个比较年长也更有智慧的同志说,要把越南团结运动作为阿拉伯事业的模板。感觉是个好想法。毕竟,怎么就不能有个巴勒斯坦团结运动呢?大家基本上都同意这个计划。从那以后,我们在海德公园(HydePark)或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举行示威时,都举着各种横幅——“学生工人:团结抗争”“美国:滚回家去”“毛主席万岁”“正义属于巴勒斯坦”。
战争的隆隆鼓声一天响似一天,在埃及新闻处,事情就要严肃很多。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下,阿拉伯学生努力想找到途径,参与对以色列作战。整栋大楼的人都在开会,在写声明,在成立委员会,在仔细监控电台广播。这个地方就像一个作战室。
6月越来越近了,武装冲突好像越来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示威活动的规模在扩大,但套路也越来越重,就像一场吵闹的拳击比赛。在海德公园著名的“演讲角”,年轻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爆发了争执。敌对双方穿着一模一样的褪色牛仔裤,互相咒骂。我的哥哥扎基刚从剑桥毕业,辩论起来不怒自威,他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讲,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辩护。但激动的人群中很少有人能欣赏这受过良好教育的思想,所以辩论经常会恶化成大吼大叫的音量比赛。我们说他们是法西斯,他们又说我们才是法西斯。有时候言语交锋会变成肢体扭打。有一次,一个愤怒的以色列支持者朝我冲过来,握着拳头,准备出击。慌乱之中,我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本来可能被狠狠打一顿的,结果我身边一个巴勒斯坦学生同伴把这人给推开了。(三十年后,这位同伴成为圣城大学科学系主任。)而他自己则被人在脸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晚我们把他送去医院缝了针。
一次示威中,一个犹太人提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断言。他拿着伞,恶狠狠地指着我们,说巴勒斯坦人才是真正的篡夺者;说我们不属于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握着铁铲刚到那里时,整个国家都是空的、荒凉的,无人照管,连豺狼虎豹都无法生存。“早在诺曼底公爵征服英国之前,我的家族就到耶路撒冷了!”我朝他喊道。“你们为什么要拒绝分治决议,还要发动攻击呢?”又一个抗议者朝我回喊。刚才那个抗议者赞许地点头。“回答他!”我又听到谁在低语。但我当时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回到咖啡馆,我对这件事进行了一些思考。此前,我还从未听过谁说出这旧时的谬传,说我们阿拉伯人是漂泊到巴勒斯坦的,所以对那片土地没有深切的忠诚,也没有什么权利。那个拿雨伞的人毫无疑问是受过教育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能这样张口就来呢?他怎么可以就这样挥着雨伞,抹去我们家族1300年的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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