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剩下的时日,我经常走出去探索这座城市的变化。我去了塔尔比赫、巴卡和卡塔蒙,之前都是西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聚居区,现在住的都是犹太人了。那些地方发展得欣欣向荣。那些过得富足优裕的居民,和我在机场初见的以色列人有很大区别,他们无忧无虑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在意,也有可能完全没意识到自己住在别人的家里。“我能怪他们吗?”我扪心自问。没有答案,到现在也没有。
等我来到之前的摩洛哥区,心中就没这么矛盾了。这里被毁坏得面目全非,让我哑口无言,让我愤怒不已。那如迷宫般纵横交错的东方风情街道曾是我小时候最常去的“游乐园”。现在,一切都消失了。战后不到几天,工兵、拆迁队和推土机都来了。那些可怜的居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收拾东西走人,整个区域被夷为平地,包括两座12世纪的清真寺;因为他们要在西墙前修建一个广场。在我看来,这样驱赶和根除一个社区,毁灭其过去,只为了修一个毫无特点的苏联式阅兵广场,实在是魔鬼行径。
在父母晚间的沙龙中,总会有些意料之中的议题定期被提出,巴勒斯坦人谈论政治时总是这样。人们仿佛是在寻求安慰一般,幻想着大家会奇迹般地回到过去。一点点小事,也能让大家猜测约旦的军队要过河杀回来了。传言四起,说法塔赫的武装小分队正在被占领土的各个地方秘密行动着。“这些人到底是谁啊?”伯伯问父亲,但父亲也不知道。我知道,但我一个字也没说。我发现自己比沙龙的常客懂的还多,这真是一个人生里程碑。
家里总是门庭若市,很多人来请父亲给意见。颇具影响力的教士阿卜杜勒·哈米德·萨耶赫(Sheikh Abdel Hamid Al-Sayeh)颁布了一道伊斯兰教令,禁止穆斯林遵守以色列法律。有人说要发起全面抵制,要重回1936年的荣耀岁月。“我们应该合作吗?”人们问父亲。
父亲总是小心行事,如履薄冰,也许只有他这种安着铝合金假肢的人才能做到吧。写过去的事情并不容易。现在再回头看,很容易就会发现,1967年以色列人就已经制订了大规模的计划,要消灭耶路撒冷所有的阿拉伯特色、历史,及其在我们文化与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种态度在当时就已经有了迹象;但也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是尊重我们,愿意跟我们合作的。
没有水晶球,无法预见未来。父亲凭着直觉,先去接触以色列人。他不是要向这些新的统治者谄媚,而是作为一个骄傲的泛阿拉伯主义者,意识到我们要克服自己的软弱,就要昂着不屈服的头颅和敌人接触。他和很多以色列人都有来往,一直表现得很亲切、礼貌,完全看不出一点仇恨与恶意。同时,他又全心全意地支持抵制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强制执行自己的法律和管辖权。他拒绝提供模棱两可的法律服务,这种决心坚如磐石,不可动摇。
我也参加过父亲和以色列官员们开的一些会议。他的镇定自若令我震惊,仿佛赢得战争的是他而不是对方。他是个自豪的阿拉伯人,坚信自己的传承有着无可估量的优越性。而他的这种骄傲,让客人们有些生气;我想,也应该有些敬佩。
他的政治想象力也被与生俱来的、为这和平之城服务的职责滋养着。将近三十年后,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新成立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PA)的教育部部长亚西尔·阿米尔(Yasser Amer)给我讲了六日战争后不久,他与父亲两人在后者的律师事务所进行的一次交谈。
“告诉他们,”父亲对阿米尔说,“他们”指的是巴解组织的领导人,“直接去和以色列谈判一个‘两国方案’。”父亲认为,在以色列打败了阿拉伯国家的情况下,巴解组织提出和平协议,可能会有成果(他也许是对的),“现在就行动,如果还要等待,以色列的立场会更强硬的。”
巴解组织没有采纳父亲的建议。“你父亲,”亚西尔·阿米尔说,“比我们有远见得多。当时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我们不可能听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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