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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六章 葡萄藤

国王和我父亲的这场冲突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收尾了——他还是很尊重我父亲,父亲与那时刚过三十的年轻国王,依然如父与子一般。

那场小叛乱之后不久,侯赛因国王就任命我父亲为驻英大使前往伦敦。国王是为了表达感激,因他首次赴白金汉宫访问就是我父亲安排的。所以,1965年,父亲出任约旦驻英大使。他与君主的关系依然有些摇摆不定,所以没人知道他能在这个位子上坐多久。

我自己的未来却已经一览无余。我即将从圣乔治学校毕业,按照父母的逻辑,我应该追随哥哥的脚步,去英国读私立学校。按照计划,我先在哥哥扎基上过的拉格比(Rugby)公学上两年学,然后要么去剑桥,要么去牛津。

计划的第一步进行得很顺畅。我坐船去了欧洲,第一站是威尼斯;然后从那里坐火车穿过意大利和法国的乡村,一路前往英吉利海峡。最终,我到了维多利亚车站,作为一个到那时为止都被禁锢在中东荒凉干枯的山地间的少年,我感到震撼和战栗。

我以为从此有了无限的个人自由,但这样的兴奋劲儿很快被公学里的现实打击了。那里人人都是一副曲高和寡、知识渊博的样子,毕竟是培养英国公爵与王族的地方;很明显,棕色皮肤的阿拉伯人在这里绝对会格格不入。和伊顿(Eton)公学、哈罗(Harrow)公学一样,拉格比也受到传统的严格限制。校服的西装领带,学校的盾徽,各种拘谨的礼节,上流社会那种自负的优越感,以及社交上无处不在的势利行为,真是让我大倒胃口。相比之下,圣乔治是个谦逊温和、贴近生活的地方。我只想重新穿上牛仔裤去探索这个世界。然而,那时的我只能被令人窒息的传统紧紧束缚,穿着燕尾服,戴着帽子,遵守我并无归属感的班级与国家的那种一板一眼又矫揉造作的规矩。

“但是,如果我坐在女王陛下旁边,该怎么表现啊?”有一次,我问拉格比那个一脸冷漠的校长。他正和我们这群被选出来要和女王共进荣誉晚宴的学生一起进行宴前准备。“你如常表现就好。”校长还不等我问完就迅速回答,他的语气中有种微妙却毫无疑义的责备,怪我还没能拥有一个年轻英国绅士的气派。我咬紧牙关,尽了全力。校长也尽全力把我安排到离皇室最远的地方。

我想离开拉格比,但爸妈根本不听我的诉求。他们觉得,我最终会适应那个地方,我也会习得通身的修养气派,成为他们期望中的年轻绅士。他们还没看清的是,我已经太像父亲了。只要我下决心离开,没什么事能阻拦我。所以,当反复要求都不被在意后,我直接逃跑了。我收拾好行李,出发前往伦敦。这样一来,通往大学的路就更长更艰巨了,但至少我再也不用虚情假意地装模作样了。一个姑妈在肯辛顿有个公寓,她很好心地为我提供了临时的避难所。

那是1966年夏天的伦敦,我父亲在政治上的勃勃雄心开始影响到家中的财务状况。约旦大使馆可怜的预算远远无法满足他作为大使制订的各种工作方案。他希望约旦能和各种政治团体、外交使团建立广泛的关系。他不得已卖掉了约旦河谷的一个农场来填补亏空。最终,他算了算总数,发现要是不把工作范围缩减至一些无须考量的官僚职责,比如签发签证,那自己就要破产了。他辞了职,把东西都收拾好,回到耶路撒冷。回头去看,这一步走得很对。要是1967年6月他不在耶路撒冷,我们都将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我最终还是参加了英国大学入学考试(A-level),本来考完就考完了,但父亲在最后关头插了手,说服牛津大学变通了规矩,允许我参加他们的补考。我进入了面试,被录取了,定于1968年秋季学期入学。我在教育上的未来就这么尘埃落定,而那笃定的过去(我的家人、家与城市)却开始摇摇欲坠。

1967年5月,纳赛尔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可以冒险了。1956年的西奈战争之后,联合国在埃及和以色列这两个好战国之间驻扎了一支“应急部队”,作为缓冲区。现在,纳赛尔要求联合国从西奈半岛撤军。他让埃及的广播节目《阿拉伯之声》来解释原因:

如今,再也不该存在一支国际应急部队来保护以色列。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耐心。我们也不用再向联合国抗议以色列。我们应该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向以色列全面开战,最终根绝犹太复国主义力量。

一个星期之内,埃及就禁止所有以色列船只,以及所有前往以色列红海埃拉特(Eilat)港的船只,通过蒂朗海峡(Straits of Tiran)。时候到了,这个阿拉伯大国要行使自己的权利。纳赛尔觉得,禁止敌国通过本国水域,可以说是合理合法。截断埃拉特的商业往来,就是在对以色列宣战。

但没人知道(除了以色列军方),纳赛尔并无心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开战,他派去西奈半岛的部队根本不可能打败“犹太复国主义敌人”。他那些宣战的言辞,不过就是做做样子。“他内心很清楚,我们也很清楚。”1968年,以色列将军伊扎克·拉宾在接受法国《世界报》(Le Monde)采访时说。

在西方世界,学生们掀起了反战的狂潮,就连我都去参加了一些游行示威;然而,纳赛尔那些虚张声势的广播讲话,正让和我年纪相仿的阿拉伯年轻人逐渐变成激进主义者。

全英国的阿拉伯学生每天都聚集在一家餐厅,该餐厅所在大楼属于埃及新闻处(Egyptian Information Office),位置就在我姑妈家街对面,倒是方便。大家开始组织起来,为迫在眉睫的冲突做准备。我们都以为,1948年那场令我们蒙羞的灾难,现在将大仇得报,我们伤痕累累的阿拉伯自尊心将得到修复。毕竟,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必有一战”。我们如同期待基督复临的宗教组织,认为战争必然来临,只是还不清楚具体日期。纳赛尔是我们的领导人,背后还有苏联撑腰,赢得战争必然是易如反掌;面对贫穷、装备不足、内部分裂和兵力不足的敌人,我们必然摧枯拉朽。毕竟,这个敌人连“国家”都称不上,我们眼里的以色列只是一个“实体”,一个东西,最多算是一根不太舒服的肉中刺。

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都在伦敦四处奔走。(多年后的电影《布莱恩的一生》[Life of Brian]让我想起那些日子的激动和荒唐。)通过两个朋友——一个信仰托洛茨基主义,一个信仰毛泽东思想——我找到了南肯辛顿的行吟诗人咖啡馆(Café Troubadour)。咖啡馆里烟雾缭绕,气氛暧昧;老板是思想前卫的先锋派;每天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最常放的是鲍勃·迪伦的歌);这里太适合年轻的革命派聚会了,总能看到鱼龙混杂的嬉皮士和各种派别的无政府主义者。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该加入哪个派别,最后我投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怀抱。别的团体会让我想起父母和他们那些晚宴客人:太老练世故,过于自信,不合我的胃口。我欣赏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体制怀抱敌意,而且他们最喜欢的颜色是红与黑。我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徽章,穿着破烂牛仔裤,顶着乱糟糟很久没剪的头发,还留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大胡子。我紧随着无政府主义小队,与他们一起摇旗呐喊,抗议体制、制度暴力、腐化堕落的政府;有一次,还抗议了伦敦恶劣的天气。

一天,在行吟诗人咖啡馆,我正和一群越南团结运动(Vietnam Solidarity Campaign)的领导人同桌而坐,烟不离手,吞云吐雾,苦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突然听到某个比较年长也更有智慧的同志说,要把越南团结运动作为阿拉伯事业的模板。感觉是个好想法。毕竟,怎么就不能有个巴勒斯坦团结运动呢?大家基本上都同意这个计划。从那以后,我们在海德公园(HydePark)或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举行示威时,都举着各种横幅——“学生工人:团结抗争”“美国:滚回家去”“毛主席万岁”“正义属于巴勒斯坦”。

战争的隆隆鼓声一天响似一天,在埃及新闻处,事情就要严肃很多。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下,阿拉伯学生努力想找到途径,参与对以色列作战。整栋大楼的人都在开会,在写声明,在成立委员会,在仔细监控电台广播。这个地方就像一个作战室。

6月越来越近了,武装冲突好像越来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示威活动的规模在扩大,但套路也越来越重,就像一场吵闹的拳击比赛。在海德公园著名的“演讲角”,年轻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爆发了争执。敌对双方穿着一模一样的褪色牛仔裤,互相咒骂。我的哥哥扎基刚从剑桥毕业,辩论起来不怒自威,他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讲,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辩护。但激动的人群中很少有人能欣赏这受过良好教育的思想,所以辩论经常会恶化成大吼大叫的音量比赛。我们说他们是法西斯,他们又说我们才是法西斯。有时候言语交锋会变成肢体扭打。有一次,一个愤怒的以色列支持者朝我冲过来,握着拳头,准备出击。慌乱之中,我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本来可能被狠狠打一顿的,结果我身边一个巴勒斯坦学生同伴把这人给推开了。(三十年后,这位同伴成为圣城大学科学系主任。)而他自己则被人在脸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晚我们把他送去医院缝了针。

一次示威中,一个犹太人提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断言。他拿着伞,恶狠狠地指着我们,说巴勒斯坦人才是真正的篡夺者;说我们不属于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握着铁铲刚到那里时,整个国家都是空的、荒凉的,无人照管,连豺狼虎豹都无法生存。“早在诺曼底公爵征服英国之前,我的家族就到耶路撒冷了!”我朝他喊道。“你们为什么要拒绝分治决议,还要发动攻击呢?”又一个抗议者朝我回喊。刚才那个抗议者赞许地点头。“回答他!”我又听到谁在低语。但我当时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回到咖啡馆,我对这件事进行了一些思考。此前,我还从未听过谁说出这旧时的谬传,说我们阿拉伯人是漂泊到巴勒斯坦的,所以对那片土地没有深切的忠诚,也没有什么权利。那个拿雨伞的人毫无疑问是受过教育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能这样张口就来呢?他怎么可以就这样挥着雨伞,抹去我们家族1300年的历史呢?

炎夏漫长,战争的鼓声愈发震耳欲聋,伦敦的气氛也敌意渐浓。公众越来越反对我们,以色列的支持者正在公关之战上节节获胜。一天,我们这个内忧外困的小团体有人来访,这个事件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那是每周在海德公园的活动,一个穿着体面的男人走向我哥哥,邀请他向一群同情阿拉伯人的英国观众发表演说。我们觉得,这真是令人激动的邀约,我们可以在那些可敬的人面前陈情诉冤。

哥哥去了,回到咖啡馆的时候,他非常沮丧。“怎么了?”我们问,担心他是被引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设的陷阱。

“说出来你们不会相信的,”他带着哭笑不得的表情,“邀请我去演讲的人是纳粹分子,就是那些法西斯的蠢猪。”我们对民族事业的热切信仰并没有因此动摇,但发现我们在英国唯一的“盟友”竟然是这群人,真是骇人听闻。

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狂热激动,那些装腔作势,倒是有个好处,那就是,即便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我也终于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了。我很欣赏双方表现出的激情与投入。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把那些关于战争的宣言和真正的暴力联系在一起。我对军队的全部认识就是童子军,就是我们在圣乔治必修的军训,以及国王派坦克到我家门口时周围的那些紧急行动。我感到的不是仇恨,而是当时当地的激动和热血,就像在参加足球赛。

也是在灾难降临之前这些狂热兴奋的日子,我被阿拉法特的法塔赫组织征召了。(“法塔赫”倒着拼写,就是HATAF,即阿拉伯语中“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缩写。)当时,我对这个组织的全部了解就是一个秘密领导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的组织,其使命是要引领巴勒斯坦人民迈向自由。我被分配到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去募捐善款。我手里拿着官方收据簿,看到法塔赫的图案印在每一页上,感觉自己融入了巴勒斯坦人民内心深处的滚滚雷鸣。

我与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组织联系一直很松散,而且我对其一直是爱恨交织。我从小就很排斥喋喋不休的政论,法塔赫吸引我,是因为它是一个对意识形态持冷静、常识性态度的全国性民族运动组织。尽管存在种种缺点,但这些年来法塔赫或多或少努力适应了新的现实,从知识分子和理论家无尽的空谈中抽身出来,选择了直接行动。

在阿拉法特的法塔赫开始搅动风云之前,巴解组织和加沙的全巴勒斯坦政府没什么区别。组织是阿拉伯各国建立的,招募进来负责各项工作的人要听从阿拉伯各国政府的领导。第一个接受任命的巴解组织领导人是艾哈迈德·舒凯里(Ahmad Shukeiri,1908–1980),这个人一点都不激进。他学的是法律专业,后来走上从政之路,曾经担任过阿拉伯联盟的助理秘书长。巴解组织的大部分高层领导是住在约旦的上流社会知识分子。

1964年的《巴勒斯坦民族盟约》固然引起了多方共鸣和声援,但大权在握的是纳赛尔,巴解组织只能乖乖听话,他说,在巴勒斯坦解放之前,必须要“团结统一,进行社会革命”。换句话说就是,埃及和阿拉伯各国的利益要在巴勒斯坦人民之先。这个团体可是自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啊,这样的优先顺序还真是奇怪啊。

但阿拉法特的组织不一样。我第一次了解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是在一本印刷得很粗糙的杂志上,杂志名叫《自由巴勒斯坦》(Free Palestine)。从第一页开始,我就清楚,法塔赫活动家不是要去满足阿拉伯领导人的利益。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向代尔亚辛屠杀的刽子手复仇”。

但法塔赫做的远远超出了这个目标,他们抨击了阿拉伯领导人。法塔赫告诉巴勒斯坦人民,他们不能依赖联合国或阿拉伯国家。“有哪个口号把你们从不幸中解救出来了吗?你们还是四散飘零,荣誉扫地,不知道自己是谁,也没有集体归属感。”他们的号召充满了自尊,政治上也很成熟,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这是重生的召唤。而且别人还在滔滔不绝时,法塔赫已经于1965年在以色列进行了第一次行动。他们在阿拉伯村庄艾拉布恩(Ailaboun)附近进行了一次勇猛无畏的游击战,目标是以色列的国家输水管道。他们是在告诉以色列,有一支阿拉伯力量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小册子、传单等各种宣传资料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流传开来。

作为募捐人,在六日战争之前,我只募到了几美元。第一枪打响之后,哥哥扎基和我就完全和家人断了联系。电话打不通,我们的电报也发不回去。

那时候的各种新闻报道也很粗略。6月5日,我们只知道有大战打响了。传言说,胜利的阿拉伯军队正自由高歌,朝特拉维夫挺进,而以色列士兵——都是些凭运气的胆小鬼,现在运气终于用完了——则在狂乱中撤退。我们在埃及新闻处的餐厅里,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与狂喜中。我们都想加入新一代萨拉丁指挥下节节得胜的阿拉伯军队。我还和一些朋友冲到埃及大使馆,却发现使馆关闭了。我们没有泄气,又去往苏联大使馆,想着他们用得着我们。还没走到大门口呢,一个身形有我们两倍大的斯拉夫卫兵就把我们赶走了。

BBC的报道却与传言大相径庭。埃及空军的战斗机甚至都没来得及起飞,就被以色列先发制人的攻击炸成了碎片。最让我和哥哥心惊的是,BBC报道说,以色列人已经跨过了与约旦的国界,约旦河西岸地区数十万阿拉伯人面对以军入侵纷纷逃散。我们自然急切地想知道自己家人的命运。然而,电话和电报线路都断了,联系不上。

第三天,我们都已经确知,这辉煌荣耀之战已经变成一泻千里的可耻溃败。埃及军队配备的是苏联的T-34和T-10M坦克,在美国的谢尔曼坦克面前不堪一击。埃军节节溃败,伤亡惨重,绝望无助。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侯赛因国王从来无意于战争,如果是他来决定,分割耶路撒冷城的无人区将保持原状,一直到天荒地老。但他觉得自己怎么也该敷衍地抵抗一下,免得以后阿拉伯人指责他与敌人暗通款曲。

不管是不是象征性的,约旦士兵开火总之是驳斥了大家本来默认的事,说明国王和以色列不是一伙的。以色列人借着这个机会,疯狂屠杀约旦军队,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还俘虏了将近一百万巴勒斯坦人。1948年,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竭尽全力保护了旧城。但这一次,却没人尽举手之劳。在东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在新门上撞出一个洞,无数士兵蜂拥而入。士兵们在西墙唱起了以色列国歌《希望》,而随军拉比则念诵着祷文:“你们是被福佑之人,你们抚慰天国,你们修建耶路撒冷。”

整个阿拉伯世界对此的反应是愕然的沉默。1948年以后,各种革命已经清除了那些被指责为落后、腐败的旧时领袖。这次,是革命者在掌权,又能怪谁呢?埃及是那样无敌,有如此超凡如神的领袖,配备了苏联武器,还有庞大的军队,结果还没来得及出击就被打败了。那么,世间还有哪支队伍能够重建阿拉伯荣誉呢?埃及各处突然出现很多神秘现象,似乎预示着阿拉伯政治的破产。穆斯林农民们竟然带着一种普世情绪,声称眼前总是反反复复出现圣母马利亚的幻影。战败也滋生了很多关于征服者的虚假传言。有人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其实就是金发碧眼的高个子德国人或维京人。打败我们的不是闪米特人,而是瓦格纳式的超级英雄。

哥哥扎基和我仍然没有家人的消息。在埃及新闻处的咖啡厅,我们焦虑地咬着指甲,如同两个悲痛欲绝的拳击迷,目睹最喜欢的拳击手被狠狠击中,失去知觉,轰然昏迷在垫子上。

接着忽然而至的是阿拉伯政治史上很少见的时刻:纳赛尔宣布辞职,说这是唯一可做的有男子气概的事情。短短几分钟之内,整个阿拉伯世界掀起一股情绪狂潮,一直蔓延到我们这个坐在伦敦咖啡馆里垂头丧气,数日未曾梳洗整理的小团体中。我们立刻不约而同地跳起来,往埃及大使馆狂奔。我们也许输掉了战争,但不能失去领袖。

从非斯到巴格达,和我们一样的数十万普通百姓在游行,我们有着一致的目标,求纳赛尔回来:你也许让我们失望了,但我们仍然爱戴你。

战争结束后又过了好几天,我们终于接到消息,得知父母平安。因为我家的房子,以及爷爷的房子——现在属于堂哥们了——都在分界线旁,一大家子人决定在战争最初的两天躲在街角那所关闭的阿拉伯学校的地下室里。我们的空房子,几乎是在“热情邀请”以色列士兵进去劫掠。自然,这些士兵掳走了家里的水晶与银器、父亲的网球冠军奖杯,以及从英国人那儿得来的金质奖章,包括马耳他骑士团的女王骑士勋章。还好,他们没有拿走他那顶律师的白色假发。(这顶假发现在属于我儿子贾迈勒,他就快拿到法学学位了。)家中所有的文件、信件和照片全被胡乱堆在一个角落,床上有人睡过,收藏的苏格兰威士忌也都被喝成了空瓶。有位军官找到了家里沃尔沃汽车的钥匙,把车开走了。(几天后,车被送了回来,加满了油,一名以色列军官还附上了道歉信。)

听说父母平安,哥哥和我都松了口气,又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我们怕以色列人会像1948年那样对待难民:阻止我们回家。我们在英国待得越久,不被允许回国的风险就越大。

哥哥比较年长,而且已经从剑桥毕业,急于开始新生活,他选择冒险偷偷回国。他先飞去约旦,然后去往约旦河。当时的分界线还没有重兵把守,看守不那么严密,困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都纷纷在走私者的帮助下回到约旦河西岸地区。这是非常冒险的行为:一旦过了河,以色列士兵就可能开火;接着还必须在对岸找到安全的营地。我哥哥和一小队人一路畅通无阻地过去了。他搭了个便车,去往耶路撒冷。

回到城里仅仅一个星期,他就明白了,在以色列占领的耶路撒冷,自己是没有未来的。他出发前往波斯湾寻找生计,再也没回过自己的出生地。“我希望心中的耶路撒冷一直是回忆中小时候的样子,而不是后来的样子。”他后来这样解释。他成了阿布扎比公民,做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The United Arab Emirates)第一任总统扎耶德(Sheikh Zayed)的首席参谋和好友。

我又在伦敦踟蹰了几个星期。等我终于开始严肃思考回国事宜,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为什么不直接飞去特拉维夫呢?我问自己。为什么不公开挑战一下以色列人,看他们是否准许呢?我抱着这个想法找到了特迪·霍奇金斯——我父亲在英国托管时期结识了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朋友,特迪是他的哥哥,在伦敦为《泰晤士报》(The Times)撰稿。我请他帮我发表一封致以色列政府的公开信,要求以色列不要剥夺我的家族传统,允许我回家。

公开信甫一发表,我就收到位于伦敦的以色列大使馆的邀请,请我去面谈此事。我在行吟诗人咖啡馆的很多朋友都笃定我会把邀请函撕得粉碎,稍微有点自尊的阿拉伯人绝不会踏进以色列大使馆一步,更别说请那些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帮忙了。我却立刻赴约。几天后,大使馆一名官员就在我的通行证上盖了签证印章。我的通行证是一种专用的旅行护照,作为一名耶路撒冷人,我直到今天还在用它。

8月,我登上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班机。这架飞机机身上印着巨大的希伯来字母,是敌国国家身份与权力的核心象征,很难说清我登上这架飞机时的那种百感交集的心情。进去之后,我坐下来,周围坐满了回家的以色列人,以及怀抱美好愿望的犹太人、非犹太人,一起飞往一个突然间享有近乎神话地位的国家。在敌国飞机里,和以色列人坐在一起,被以色列航空的空姐(坦白说,她们真是风姿绰约)服务,这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影响了我对巴以冲突的态度。

飞过巴勒斯坦地中海沿岸的时候,我心中升腾起异样的感觉。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能看到地上有一片橘林,蔓延成巨大的几何图形。这些就是我从妈妈那里听说的著名的橘林吗?

在卢德(就是被以色列更名的吕大)机场外面的出租车站,我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的同时,只看到少数几个我从小时候就开始窥视的黑胡子巫师。而其他的以色列人,一点也不像传闻中高大伟岸的瓦格纳式英雄。最让我震惊的是他们简单平常的穿着,以及带着乡土气的举手投足,就像旧城集市上的小贩。这么一群衣品和风度都欠佳的人,连排队等出租车都做不到,怎么会用和上帝创造宇宙同样的时间打败庞大的阿拉伯军队呢?说实话,他们这副工薪阶层的普通模样让我精神一振。我通过敌国电台听甲壳虫乐队的时候产生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我很快找到一个会说阿拉伯语的以色列出租车司机,可以载我去耶路撒冷。我上了车,路上的第一程,我几乎没有张口,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令人震惊,仿佛是在梦中乘车穿行。本身,在坑洼不平又蜿蜒崎岖的特拉维夫至耶路撒冷的公路上驱车往东,就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自然,我认不出车窗外掠过的风景,但让我的心怦怦直跳的,是一些路标。我们开过传说中的拉姆勒,坐在后座的我急切地向外望去,想寻找外公的坟墓。当然,肯定是一无所获。

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阿拉伯文明的踪迹已经很少见了。说这里是南加州也有人信:没有阿拉伯村庄,没有驴子,没有骆驼,也没有阿拉伯人。抹杀得干干净净。我们在这个国家生活了1300年,现在我能看到的证据很少,其中之一是陡峭的犹地亚山附近变成废墟的石头房子,上面有土耳其风格的装饰。临近耶路撒冷,我看到一个英语路标,通往卡斯塔尔,就是那场著名战役打响的地方。

终于,黄昏时分,我们来到阿拉伯村庄阿布高什(Abu Ghosh).司机建议歇歇脚,喝杯咖啡,吃点东西。离开英国后,饮一杯土耳其咖啡,真是让人开心。这路途小憩让我发现,在1948年,并不是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赶出了家园,很多人得以留在原地。我还发现,我们落脚餐厅的主人是阿布高什家族的成员,还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

我们回到车上,继续前行。我再次陷入了沉思。在计划这趟旅程时,有一点我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身处犹太国家的阿拉伯人之中,我竟然感到了回家一般的轻松愉悦。

穿越从前的“无人区”是这趟旅程的高潮。看到我从小就习以为常的铁丝网和“格杀”地带竟然不见了,仿佛是在见证奇迹。到那个时刻,我才恍然惊觉,战争结束了我国的分裂状态,失败让我寻回了自己的故土。

从小到大我都坚信,自己的故土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往西延伸到雅法,我对这个想法从未有过一刻犹疑。安曼和东边那些沙漠,对我来说一直是陌生的异国。我从未觉得自己属于约旦体系,而无人区被迁移到约旦河东岸这个事实,一点都不让我烦恼。

我的乐观是多么错误,这里显然也不必细说。当时的出租车上没有水晶球,我也无法预见到未来数年的敌占区生活,成千上万的尸体,或者如今将我的国家分割的那六米高的水泥墙、通电围栅。但从一个方面来说,我幼稚的想法倒也没那么离谱。那时候,我和现在一样相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是天生的盟友,而非仇敌。我不能和这些插队打车的人共同生活在一个民主而平凡的国家吗?在1967年,我看不到任何这样的理由。事实上,我感觉和我的命运联系得更紧密的是他们,而不是拉格比公学那些高高在上的人。

出租车停在家门口,爸爸妈妈和我的两个弟弟哈特姆与萨克尔都在家。(我的哥哥姐姐全都在国外。)全家团聚,好像过节一样,就像地震后发现彼此都安然无恙地活着。妈妈几乎立刻就宣布自己不喜欢新的军事政权。士兵将我家洗劫一空,恰恰确认了她最深的偏见,他们都是“一帮未开化的暴徒”,这是她的原话。父亲就更克制些,战争只不过是确认了他长期以来对阿拉伯领导人的疑虑。这些人一遍又一遍地让国家与人民为他们自己浮躁鲁莽的煽动行为付出惨重代价。父亲没有多说,我却凭直觉感到,他的政治头脑正如陀螺般疯狂地旋转着。

我很快就从家人那里了解了开战以后的整体状况。自从离开伦敦以后,父亲就不再担任公职,但他还是很多事情的中心人物。数个世纪以来,在政治的起起落落中,我们家族总会脚踏实地地回去干老本行,做基督徒与穆斯林双方圣地的守护者。父亲也遵循了这个古老的传统,他和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宗教与政治领袖建立了伊斯兰高级理事会(Higher Islamic Council),主要合作伙伴是耶路撒冷新的大穆夫提,谢赫萨德丁·阿拉米(Sheikh Sa' d el-din El-Alami),他也是该理事会会长。不管是什么议题,大穆夫提都很尊重父亲的政治建议;需要建议的时候,他会穿上飘逸的长袍,从圣殿出发走过街巷,来到我们这边。父亲总是能给这位圣人冷静明智的建议。

父亲对理事会的预期是:一个代议制机构,在被新政府占领的情况下,能让人民发声。他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旧城那些宗教遗迹的保护。

与此同时,以色列也在迅速行动,对整个城市进行强制统治。新统治者关闭了阿拉伯市政当局,让耶路撒冷市长劳希·哈提卜(Rauhi el-Khatib)收拾好行李去约旦。这样一来,西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市政当局就完全掌握了公共服务与设施。战争后的两三个星期,以色列议会投票同意吞并我们在耶路撒冷居住的地区。我们不仅有一个新的统治者来收税和管理,还要面对一个无论是军队还是官员都要占领我们土地的国家。

“在国际法庭上,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我父亲对事态的发展进行详细研究后,一边伸手轻轻揉着自己的假肢,一边评论道。他坚信,法律是崇高的、公平的,不会被区区人类的阴谋诡计所影响;他也相信在国际法庭或联合国,大家有着共同的人道主义,在那里,全世界的错误都可以得到纠正;他的信念一如既往,从未动摇。就算亲眼见证了暴力集团每天对法律标准的嘲讽与践踏,父亲仍然相信法律的至高无上与永恒久远,这种信仰从未磨灭。

已经入夜,晚饭后,父母又像以往一样,投入到与朋友家人的沙龙中。这就像1948年的情景重现,那时候难民们都相信他们只需要几天就可以回家。如今灾难之后,客厅里的每个人仍然天真地以为,以色列很快会被迫撤兵;他们对所有相反的证据视而不见,比如各处的土地充公,各种强拆房屋,以及象征着长期规划的新建工程。现在,怎么可以允许“1948年的贼人”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狼吞虎咽?同样不可思议的,还有全世界竟然对以色列这“厚颜无耻的非法行动”保持沉默。他们肆意破坏穆格拉比(Mughrabi),或者说摩洛哥区,将很多人的财产没收充公,驱逐或软禁了很多领导人,这些都是以色列罪行的铁证。我默默地听着,不作任何评论。

第二天早上,我进行了自己人生中最震撼人心的跋涉。我翻过家中花园的墙,壮着胆子进入了无人区。

我先是犹犹豫豫地在那布满尖利石头的危险领地上走了几步,双眼一直紧盯着缠绕在一处废墟之上的葡萄藤。在我看来,藤蔓一直是无人区毫无争议的国王。每年春天它们都在我的注视下慢慢苏醒,焕发生机,然后又兀自逐渐凋零。

激动令我心跳加速。我挑了一枝藤蔓,摘下上面的果实。这果子依然干瘪,像葡萄干似的,我吹了吹灰,把它放进嘴里。和我长久以来的想象不一样,并没有丰富的滋味在口里生发,而是苦苦的,我赶紧吐了出来。

我继续向前,往之前严禁入内的米歇雷姆区走去。我慢慢地迈出每一步,努力让自己适应这新的现实。有那么一瞬间,我转头看了看我家的花园。寒来暑往,我总是站在那里,凝视着西边。

几分钟后,我来到一条窄窄的小街上,这里住着虔诚的犹太人,他们穿着乌黑的风衣。孩提时代,我窥探的以色列就到此为止,但这里也是我父母在1948年之前很熟悉的地方。一群孩子被我惊到了,跑到街角。我转了个弯,又回头沉着地深深看了我家一眼,努力去想象米歇雷姆的人们这么多年来是怎么想的。当他们看到一个小男孩从红砖房的花园往外望时,是怎么想的呢?我是他们胡椒树里那个邪恶的妖精吗?

我在那年夏天的行为举止惊吓了米歇雷姆的孩子,也惊到了我父母的朋友和同事。我,努赛贝家考上牛津大学的儿子,还是前市长的儿子(在他们眼里,我应该穿着正式的夹克,胸上绣着拉格比的盾徽),竟然留着长发,穿着凉鞋,和那时候游荡在中东地区的欧洲嬉皮士没什么两样。

那年夏天剩下的时日,我经常走出去探索这座城市的变化。我去了塔尔比赫、巴卡和卡塔蒙,之前都是西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聚居区,现在住的都是犹太人了。那些地方发展得欣欣向荣。那些过得富足优裕的居民,和我在机场初见的以色列人有很大区别,他们无忧无虑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在意,也有可能完全没意识到自己住在别人的家里。“我能怪他们吗?”我扪心自问。没有答案,到现在也没有。

等我来到之前的摩洛哥区,心中就没这么矛盾了。这里被毁坏得面目全非,让我哑口无言,让我愤怒不已。那如迷宫般纵横交错的东方风情街道曾是我小时候最常去的“游乐园”。现在,一切都消失了。战后不到几天,工兵、拆迁队和推土机都来了。那些可怜的居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收拾东西走人,整个区域被夷为平地,包括两座12世纪的清真寺;因为他们要在西墙前修建一个广场。在我看来,这样驱赶和根除一个社区,毁灭其过去,只为了修一个毫无特点的苏联式阅兵广场,实在是魔鬼行径。

在父母晚间的沙龙中,总会有些意料之中的议题定期被提出,巴勒斯坦人谈论政治时总是这样。人们仿佛是在寻求安慰一般,幻想着大家会奇迹般地回到过去。一点点小事,也能让大家猜测约旦的军队要过河杀回来了。传言四起,说法塔赫的武装小分队正在被占领土的各个地方秘密行动着。“这些人到底是谁啊?”伯伯问父亲,但父亲也不知道。我知道,但我一个字也没说。我发现自己比沙龙的常客懂的还多,这真是一个人生里程碑。

家里总是门庭若市,很多人来请父亲给意见。颇具影响力的教士阿卜杜勒·哈米德·萨耶赫(Sheikh Abdel Hamid Al-Sayeh)颁布了一道伊斯兰教令,禁止穆斯林遵守以色列法律。有人说要发起全面抵制,要重回1936年的荣耀岁月。“我们应该合作吗?”人们问父亲。

父亲总是小心行事,如履薄冰,也许只有他这种安着铝合金假肢的人才能做到吧。写过去的事情并不容易。现在再回头看,很容易就会发现,1967年以色列人就已经制订了大规模的计划,要消灭耶路撒冷所有的阿拉伯特色、历史,及其在我们文化与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种态度在当时就已经有了迹象;但也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是尊重我们,愿意跟我们合作的。

没有水晶球,无法预见未来。父亲凭着直觉,先去接触以色列人。他不是要向这些新的统治者谄媚,而是作为一个骄傲的泛阿拉伯主义者,意识到我们要克服自己的软弱,就要昂着不屈服的头颅和敌人接触。他和很多以色列人都有来往,一直表现得很亲切、礼貌,完全看不出一点仇恨与恶意。同时,他又全心全意地支持抵制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强制执行自己的法律和管辖权。他拒绝提供模棱两可的法律服务,这种决心坚如磐石,不可动摇。

我也参加过父亲和以色列官员们开的一些会议。他的镇定自若令我震惊,仿佛赢得战争的是他而不是对方。他是个自豪的阿拉伯人,坚信自己的传承有着无可估量的优越性。而他的这种骄傲,让客人们有些生气;我想,也应该有些敬佩。

他的政治想象力也被与生俱来的、为这和平之城服务的职责滋养着。将近三十年后,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新成立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PA)的教育部部长亚西尔·阿米尔(Yasser Amer)给我讲了六日战争后不久,他与父亲两人在后者的律师事务所进行的一次交谈。

“告诉他们,”父亲对阿米尔说,“他们”指的是巴解组织的领导人,“直接去和以色列谈判一个‘两国方案’。”父亲认为,在以色列打败了阿拉伯国家的情况下,巴解组织提出和平协议,可能会有成果(他也许是对的),“现在就行动,如果还要等待,以色列的立场会更强硬的。”

巴解组织没有采纳父亲的建议。“你父亲,”亚西尔·阿米尔说,“比我们有远见得多。当时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我们不可能听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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