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有着开放的教育观。姐姐们去的是修女开办的法语学校,之后上了德国人办的施密特女子学院。哥哥扎基和我就在街那头上英国国教性质的圣乔治学校。学校离得太近,我只得放弃“前辈”享受的特权:前任市长的儿子是坐黑色凯迪拉克去上学的。
不过,圣乔治学校又是我的另一个小天堂。这里有着维多利亚时代最繁荣的岁月里特别典型的新哥特式公共建筑,本身就充分说明当时耶路撒冷奉行多么美好的折中主义。作为一座中世纪鼎盛之城,耶路撒冷没有哥特式建筑,因为哥特时代还没开始,十字军在这里就被扫地出门了。所以,要寻找基督教中世纪的建筑,只能去寻访城里最现代化的学校。圣乔治学校周围还有大片的花园,里面种满了开花灌木和九重葛;春天,茉莉花与金银花的甜香会飘荡在教室之间。
学校有一套严格执行的标准,对于文化差异的尊重可谓超越时代,达到了后现代的程度。这是一所基督教学校,但学生和教职工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兼容并包。我在学校的那几年,从未感觉到哪怕一点点种族或宗教沙文主义。学校的宗教课程很少,只有每周一次的布道,在附属于学校的国教教堂中由英国校长主持。学校学风严谨,教师认真负责,承担着外界的殷切期望。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要以国家未来精英自居。
然而,我父母有些沮丧,因为和哥哥相比,我的学业不那么优秀,也不太遵守学校纪律。我没有显露出一丝一毫对科学或艺术的兴趣,也没有钻研工程学的意向(那时候阿斯旺大坝正在拔地而起,工程学成为热门的专业)。
我最喜欢的消遣就是逃课去旧城闲逛。我觉得那些古老而繁荣的小街小巷,比教科书上的任何内容都要引人入胜。我也喜欢足球,喜欢和动物(主要是鸟类)玩耍。我的最爱是鸽子,还一度在花园里养了二十来只,每一只的类别细节,我都能如数家珍。我从学校回来,鸽子们总会前来问候我,停在我的肩膀或头上;我就像动物守护神圣弗朗西斯(St. Francis)——一个从未对军事显露过任何兴趣的男孩,这副模样也在情理之中。父亲当过国防部部长,但我天生不好战。而我那么努力地与家中的政治沙龙保持距离,应该也说明我将来与政治无缘。
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我每次考试都发挥得很不理想,肯定是因为我很难对那些需要生搬硬套的科目提起兴趣,比如物理、化学、数学和地理。我是需要被激活想象力的人,而只有在那些善于表达叙述的老师的课堂上,我才有用武之地。
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好的老师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会用情绪与想象为历史加料。到了他们嘴里,就连耶稣和马利亚的故事——以穆斯林的角度来讲——都能有点儿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教室里的耶稣虽然也是通过神秘的马利亚圣灵感孕而生,但他仍然属于人类。他从上帝灵魂的一口仙气脱胎,而马利亚则是抚养儿子长大的好妈妈。她的儿子是个根深蒂固的巴勒斯坦革命者,也成为人类高贵的先知。而耶稣的十二门徒在追随他之前,都是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是巴勒斯坦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的先驱。
教授英语文学的老师,有的是客居的异乡人,有的是探险家,还有的是留在巴勒斯坦的朝圣者。他们往往从英语母语的角度来讲课,在我心中植入了对文学的热爱。我想象着和我一样对存在感到迷茫的哈姆雷特,还有《麦克白》中的三女巫。作为市长的儿子,叛逆而野性的哈姆雷特王子让我感到亲切,他在伦敦的酒馆也比在父亲的宫廷更自在。丁尼生(Tennyson)笔下的尤利西斯四处远航和冒险,让我的想象纵横驰骋,诗中有“饮尽生之美酒”的隐喻,让我们去追寻更新更高的世界,这也让我浮想联翩。简·奥斯汀(Jane Austen)让我对英国产生了向往,这种印象注定到后来要被全盘颠覆;而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则带我神游到树丛茂密的山间,博学的隐士伏案于烛光下,拿羽毛笔写下崇高而深奥的真理。
那些最棒的阿拉伯文学课也会唤起我类似的想象。老师是一名78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后来去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教。一开始,他就对我们进行了很严格的语法与诗歌训练,大部分素材都来自《古兰经》。他与杰出文学学者、同样信奉基督教的哈利勒·萨卡基尼一样,认为这本书是自己母语和文化的源泉。在他的课上,我眼中的奥马尔成为一位伟大而又谦卑的巨人,他脚下是广袤的帝国,却会在没有护卫与仆从的情况下,就在野外的树下休息。我在课上听了黑人盖斯与贵族小姐莱拉的爱情(让我想起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这对恋人引起了部落战争,也催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史诗巨作。课上完以后,我还在久久地回味。我让自己进入他们的世界,然后迷失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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