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 / 正文
点评
第五章 胡椒树

我可以想象父亲把打字机放在缠了绷带的假肢上,探寻一场灾难的各种缘由;父亲把这场灾难描述为“将近10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驱逐,财产被强占”。我读着他描写的战争难民,字字句句都令人心酸不已。他说,他们是“被嫌弃的放逐者,居无定所,没有工作,四处游荡的可怜人,主要靠西方的一点援助过活”。我终于懂了他在之后的几十年辛辛苦苦守护这些人权益的情感支撑来自何处。

要怪的话,可以怪很多人,罪魁祸首就是驱逐平民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那些完全不帮忙的阿拉伯领导人(父亲说他们是“咧嘴笑的猩猩”)。父亲也责怪自己从来没有好好地研究、了解对手。

我的错误是耽于过分自信的幻想,在这一点上,我和普通大众都差不多。我低估了敌人的力量,高估了同胞的力量……我太沉溺于自己民族过去的辉煌,固执地自我蒙蔽,对眼前的缺陷视而不见。我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途径过于简单省力,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是自欺欺人;在这一点上,我也属于某一类人群。

然而,父亲高贵的家庭出身,深深植于耶路撒冷的古老阿拉伯之根,再加上作为剑桥门生的自尊,赋予他强大的能量,拂去灾难笼罩的阴云,如弹簧一样回弹,再次一往无前。他爱说自己的态度是“信天命”,但不是那种臣服于“安拉旨意”的宿命论,而是他最喜欢的一条英语谚语所描述的态度:“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天命”赋予了他沉沦之后再度振作的本领,尽管连续遭遇重创也能勇敢前进,并且在别人为损失而哀叹、抱怨命运不公时,还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与自信。若说糟粕淘金,我父亲可谓个中大师。

和数十万去国离乡、不得不随地安营扎寨的难民相比,我的血亲们在战争中的物质损失较小。阿拉伯人保住了耶路撒冷东半部分,我们家的大部分财产都在那里。不过父亲还是失去了以色列控制的西耶路撒冷的一些资产以及吕大附近的土地,现在那里是本一古里安国际机场所在地。

我母亲家族的遭遇是更为典型的难民故事。1948年,这个家族已经被英国人查没了财产,穷困潦倒。父亲中枪以后,怀着身孕的母亲把我的哥哥姐姐托付给贝鲁特的亲戚,到纳布卢斯的医院里照顾父亲。接着她又回到拉姆勒,照顾她寡居的母亲。

六月,以色列军队来了。当时哈加纳的指挥官之一,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非常坦诚地讲述了驱逐平民之前的各种事件。带领军队控制了那片区域后,他曾问本一古里安如何处置当地的军民。但早在十年前,本一古里安就认定,必须要驱逐平民,所以他挥了挥手,仿佛在说:“把他们赶出去!”犹太复国主义政客都很支持驱逐政策。

哈依姆·魏茨曼本来指天誓日上千遍,说自己会尊重阿拉伯人的权益,现在却在飘飘然的得意之下,称大批阿拉伯人从沿海平原离开是“奇迹般地简化了以色列的任务”。

部分流离失所的阿拉伯人被允许乘坐卡车或巴士。但包括我的家人在内的大多数,都只能步行跨越分界线,进入约旦人控制的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我的母亲、外婆以及其他家人抛却的是几个世纪的回忆。他们怕再也看不到外公的坟茔,看不到他和那位苏非派贤哲合葬的墓穴。

酷暑热难当,很多人在路上死去。我的家人都在向东步行的途中幸存下来。母亲一路跋涉,终于在大马士革和我的姐姐穆尼拉和萨伊达、哥哥扎基团聚。一开始,外婆也和她生活在一起,但最终和其他孩子一起搬去了开罗。讽刺的是,外婆已故的丈夫当初就是被驱逐到开罗的,现在她又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难民生涯。她唯一不敢做的,就是回到拉姆勒。以色列下了“格杀令”,准予开枪射杀所谓的“潜入者”,致使人们无法回到祖先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

在贝鲁特的医院里康复之后,父亲回到那片分崩离析的土地,有人请他加入一个要在加沙成立的新巴勒斯坦“政府”,以大穆夫提为领导人。成立后不久,“政府”就转移到开罗,父亲也一同去了。成立于1945年的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rab States)同情巴勒斯坦国人的情绪,在自己的总部给这个“政府”提供了几间简陋的办公室,里面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家具,非常可悲。父亲就在这里度过了接下来痛苦的两年,他几乎身无分文,而且越来越厌烦自己所供职的这个虚假的巴勒斯坦“政府”,更厌烦那些建立这个机构的谎话连篇的阿拉伯领导人。在空空如也的办公室里,父亲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就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

但他拒绝向现实低头。(他很喜欢那句古老的英语格言,“用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拉起来”,总会在长长的阿拉伯语独白中把这句话巧妙地引用进去。)多年后,他向我讲述了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都未曾为外人道的故事。以色列的统治是稳固了,可巴勒斯坦“政府”却在开罗半死不活,人们开始担心在约旦控制下其余的巴勒斯坦领土,委婉地说就是,之前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拒绝联合国的分治决议令事情走入了歧途。在巴勒斯坦的精英阶层中,一直有一些人认为应该接受这个分治决议,但领导层中最具权威的大穆夫提却总是表示反对。母亲告诉我,她父亲尽管当时也是领导层的一员,却是一直支持分治的。

父亲在开罗办公室展望未来,觉得黯淡无光,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再和穆夫提商量分治的事情了。除此之外,穆夫提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允许自己的对手,外约旦的阿卜杜拉一世,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耶路撒冷都吸纳进自己的王国。怎么想就怎么干,父亲致电穆夫提,说服对方将他作为秘密使者派往伦敦,身上带着穆夫提签字的声明,宣布他接受分治决议。

父亲怀揣这份绝密文件飞往伦敦。这是一次高度敏感的使命,充满了潜在的危险,最轻微的轻率行为也可能让计划满盘皆输,也可能让父亲付出比断手断脚更惨痛的代价。他向穆夫提保证,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才和英国政府的官员联系。

一到伦敦,天机就泄露了,用父亲喜欢的另一句英语俗语说,“猫就从袋子里跑出来了”。一家报纸在报道中含沙射影地说,阿拉伯人可能暗中寻求与以色列修好。父亲觉得这报道给自己造成了人身安全威胁,要是他的任务被发现了,一定会遭到来自阿拉伯人的猛烈攻击,于是,他启程返回开罗,文件还揣在怀里。父亲认为是以色列走漏了消息,因为刚刚建立的以色列国一点儿也不急于退回联合国划定的国界之内,不急于和战败的阿拉伯人讲和。在和阿卜杜拉一世的秘密协定中,他们得到的好处要多得多。

“声明怎么处理的呢?”父亲去世前不久,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问他,“你还保存着吗?”

父亲凝视着远方,露出微笑:“我一回去,穆夫提立刻把声明要了回去。我交给他,他马上就撕得粉碎。”

回到开罗,父亲终于确定,所谓的“全巴勒斯坦政府”就是阿拉伯人争来斗去、两败俱伤的虚假产物。其实,这个伪政府的目的是要削弱唯一从战争中受益的阿拉伯领导人,阿卜杜拉一世。

国王和本—古里安达成了秘密协议,稳稳地分到了一块面积可观的新领土。本-古里安倒是个可信赖的伙伴,阻止了一群年轻以色列将军的行动,没有放任他们攻取本可轻而易举拿下的约旦河西岸地区。阿卜杜拉一世和他那支受过英国人训练的贝都因军队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中间那块堡垒重重的无人区,让阿卜杜拉一世备感安慰。有强大而可靠的以色列国做后盾,他可以顺利地把战利品纳入自己的沙漠王国中,同时又能抵挡从阿拉伯同胞那里来的风刀霜剑。掌控了约旦河两岸的阿卜杜拉一世,把王国名字从外约旦正式改为约旦。

而与此同时,我身怀六甲的母亲正蜗居在大马士革一间狭窄的公寓里,带着三个孩子、她的母亲和她所有的手足。仿佛是命中注定,我伴随着一场创纪录的寒潮呱呱坠地,大马士革覆盖在厚厚的冰雪之下。从出生那一刻起,我的哭泣似乎就没停止过。我还没有名字,但家里喜欢开玩笑的人找到了临时解决方案。窗外的冰天雪地仿佛俄国的景色,再加上家人之间在传看《罪与罚》(Crimeand Punishment)、《白痴》(The Idiot)和《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大家有了灵感,给我临时起了个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就在那难得的短短几天,一直到我父亲收到消息,我都和那位作品有些黑暗的形而上俄国小说家同名。

开罗的电报终于传回来了。“祝贺,”电报开头如是说,“萨里出生。”父亲选的这个名字,一是在语言学上与穆罕默德夜行的故事有关系,二是和诗人萨卡基尼已故的儿子同名,这位诗人曾经是非常有名的饱学之士、教师,供职于如今已不存在的阿拉伯学院。我想,父亲给我取名字时,心里应该是想着萨卡基尼那首鼓励个人反抗的诗吧。

父亲很快决定停止在开罗“装模作样”。他权衡了两个选择:一,为一个毫无权力的流亡政府工作;二,回到耶路撒冷的家,做个普通公民。他选了后者。对阿拉伯政治感到失望嫌恶的远不止他一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ul-Nasser)领导的埃及年轻军官们发现埃及国王法鲁克对阿拉伯人的抗争明显漠不关心,于是群情激愤,已经在暗中谋划推翻君主了。在巴勒斯坦人的圈子里,年轻的活动家和学生受到同样年轻的阿拉法特的鼓舞和感召,也在计划推翻穆夫提和贵族们的旧政权。

1951年,我的父母回到约旦控制下的耶路撒冷,那里再也不复英国统治时大都市多元丰富的样子。英国和阿拉伯的贵族、随心所欲的暴发户、中产阶层的商人、士兵们的应召女郎,这些人都已经无影无踪;波希米亚人、仆人与英国文员也不复存在;融合的文化也随之消失了,街道上再也看不到同时熙来攘往的天主教主教、穆斯林教士和大胡子犹太拉比。

所剩不过一个疲惫寂寞的城市,市中心盘桓着铁丝网,大部分的政治生活也已经转移到了沙漠首都安曼。

没有了英国法律系统,连维持法务实践的良好表象都做不到,父亲决定自己开个律师事务所。他开始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做律师,捍卫难民的权益。

政治方面,父亲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约旦的统治,要么彻底离开政界。那年,阿卜杜拉一世组织了“杰里科会议”,会上,巴勒斯坦的显赫人物与领导人都宣布效忠国王,也默许了约旦河两岸土地的统一。国王希望能进一步巩固他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统治,于是找到了父亲这个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开出了他无法拒绝的条件:国王承诺任命他为国防部部长。父亲没有出席杰里科会议,但他同意了国王的提议,只因为他以为统一领土只是暂时的手段,最终还是会让巴勒斯坦享有应得的权益。接受任命后不久,父亲被选为约旦议会中的耶路撒冷代表,于是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狂热政治活动生涯。

一定要讲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我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没什么机会和他亲近。父亲安了金属假肢,整日都奔忙在耶路撒冷、拉姆安拉、安曼或更远地方的会议之中。偶尔在家的晚上,他都和兄弟、朋友与同僚们聚在一起,进行热烈的政治辩论。

他是个很成功的议员,很快又当上王国的复兴党(Baath Party)领导人,这是一个泛阿拉伯政党,由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发起。但复兴党结合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实在太相似了,引起了父亲的怀疑,他提出了异议,然后做了一件抱负远胜于此的事:创立宪政党(Constitutional Party)。他的目标是创造一个自由开放的体制,让分崩离析的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恰如让·莫内(Jean Monnet)努力把战后的欧洲团结在一起。(法国外交官莫内出身白兰地酒商家庭,积极宣传欧盟的概念,以防再度发生战争。)父亲认为,让阿拉伯人团结的关键,就是以宪法为纲的法治。

父亲全面浸淫到约旦政治当中。1954年,年轻的侯赛因国王从英国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回国时,是他前去迎接的。1951年,侯赛因国王的祖父阿卜杜拉一世在周五去圆顶清真寺外的台阶上做祷告,之后被刺杀。那天,年轻的王子戴着一块阿卜杜拉一世赐予他的勋章,骄傲地站在祖父身边。刺客本想取他们两人的性命;而拯救了当时的王子,后来的国王,先知穆罕默德第四十二代直系后人侯赛因的,正是别在他制服上的那块勋章。鉴于当时的侯赛因只有15岁,一个摄政集团开始统治国家,直到他在皇家军校完成学业。(他的父亲当过国王,但大约一年就因为精神疾病退位了。)英国皇家军校的老师们都称他为“侯赛因国王陛下先生”。

尽管父亲不认同侯赛因国王的许多政策,但他仍然对比他小二十岁的新国王怀有父爱。(侯赛因国王出生于1935年。)父亲最主要的忠诚,既不是对国王,也不是对他自己,而是对自己的原则。这注定了他的政治生涯是曲折的。

我成长在耶路撒冷纳布卢斯路上的一栋房子里,就离我伯伯从前的“城堡”所在地不远。我的家有种昨日世界的感觉,铺着波斯地毯,墙上挂着黄金浮雕装饰的学位证书,晚饭后有水晶细颈醒酒器,还有数十座锃亮的网球奖杯。街对面是美国侨民酒店,曾经是一位土耳其高官与三个妻子的宅邸。旁边是一块小小的私人墓地,是侯赛尼家族的坟墓所在地。

我对父亲最初的印象,是个很冷淡疏离的男人,偶尔会带我和哥哥去穆斯林圣殿参加节日庆典,或是葬礼,或是别的什么活动。作为努赛贝家族的一员,他不得不坚持宽容的普世信仰立场。斋月时,他会确保我们都进行斋戒;每个星期五,他就像身体里有定时器一样,雷打不动地去阿克萨清真寺祷告。基督教的节日,他会去拜访教廷要人;我们的节日,他们也会回访。一年一度,我们这个大家族的成员都要跟着穿长袍、拿金色十字架的神职人员围绕圣墓教堂转七圈。所有的宗教仪式中,我和哥哥们最喜欢这个,因为那些信基督教的姑娘绝对是城里最漂亮的。

宗教仪式是父亲公众生活中非常引人注目的部分,但私下里他一直秉持宗教教义必须为人类服务的信仰,而非反之。他的手稿中有这样一句话,“宗教从本质上来说是具有普世性与同一性的,应该善加利用,服务于凝聚世界而非分裂世界的目的”。

母亲负责持家和养育孩子。(她的第五个和第六个孩子,哈特姆与萨克尔,分别于1955年和1961年降生。)她与那个完全不知道如何与孩子们亲近的男人形成了完美的互补。我父亲觉得抱孩子就像拿武器,最好还是留给专业人士去做。而对母亲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天职,她一手操持起来的家总是洋溢着爱;她会在子女之间的争吵与嫉妒还在萌芽状态时就轻松化解。她也慢慢地向我们灌输忠于大家族的思想。每年她都会把我们送到开罗,和她那个被放逐在外的家庭过假期。那个养育过我父亲的寡居姑妈病了,妈妈就把她接到我们家,一直陪伴她到去世。我现在还能想起这位八九十岁、满面愁容的老人躺在床上,用着魔一般的声音,背诵着献给亡夫的挽歌。

我总觉得,母亲对养育孩子这门艺术的敏悟也许源自她父亲所信奉的苏非派。不管从何而来,她灌输到我们心中的伊斯兰教信仰,奇迹的成分很少——我能想起来的寥寥几个中,就有穆罕默德飞马夜行的故事——却充满了坚如磐石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她认为,伊斯兰教的教义是尊严、诚实、自尊、朴素、善良,当然还有爱,无尽的爱。而且这宗教也非常灵活,能够自我调整来适应时代。斋月结束,在开斋节的第一天,她会允许父亲与叔伯们开啤酒和威士忌庆祝。在她的观点中,各种宗教信仰并不存在竞争。我的母亲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却也能毫无顾忌地告诉我们,苦路(Via Dolorosa)是基督受难之路,也会在圣诞老人和装饰得五颜六色的圣诞树旁边庆祝圣诞节。

我少年时期有些极为甜蜜温暖的回忆,就是在寒冷的斋月之夜,我的姑姑姨妈,还有姑婆姨婆们,从大马士革、安曼或黎巴嫩来做客。开斋后,我们会坐在火炉边烤栗子,兴高采烈地听她们讲那些让人着迷的寓言和传说。

因此,伊斯兰教之于我们这样的耶路撒冷家庭,与天主教或圣公会之于我们的基督教朋友也没什么不同。我后来也了解到,不到一百米开外,就在无人区那边,犹太教之于阿摩司·奥兹也是一样。我们有自己的仪式和盛宴;宗教为生活加入了一点色彩,但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了,自然也从来没有阻碍过我们受教育。那时候,要找今天那种以伊斯兰教代言人自居,眼中充满激进极端之光的狂热分子,只能去听那些早已陈旧落伍的老故事,或者去圣乔治图书馆翻看维多利亚时代的恐怖小说。

关于母亲,有件事值得一提,她对在我们家进进出出的洗衣女、司机、厨师和小贩们有着近乎宗教一般的尊重。在一个阶层意识很强的社会,我们处在金字塔顶端;有地位、有权力的人通常喜欢骑在无权无势的人头上作威作福;然而,我从没见过母亲对待乞丐和对待自己阶层的人有什么不同,有时候甚至对前者更为尊重。

回望我的童年,我可以说,母亲只对一种人不太包容大度,但往远了说,这种情绪也是暂时的。她会毫无顾忌地表示自己不喜欢犹太人。母亲口中的“犹太人”,不是纽约、阿根廷这些地方的犹太人,甚至也不是1947年之前西耶路撒冷的那些裁缝、菜贩或爱迪生影院的经理——她很喜欢他们。她说的是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用阴谋占领她的国家,夺去了她丈夫的一条腿;她的父亲早逝,自己失去沿海平原那古老的根,被剥夺了在家乡居住的权利,她的母亲被放逐,她认为这些都要归咎于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如今,就连她亲爱的父亲的坟墓,也坐落在无法企及的敌国领土,而且据她所知,已经被渴望土地的集体农场成员犁平了。

我说她这种厌恶是暂时的,是因为她的怜悯之心足以战胜厌恶。一天,我13岁的姐姐萨伊达突然不受控制地以泪洗面。她从学校带了一本《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回家。她哭啊哭啊,这个藏在密室中,时刻害怕被屠杀她民族的恶魔找到的犹太孩子,让她感同身受,无比同情。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感情,毕竟,这位女儿的妈妈,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手里也有那么悲惨的遭遇。但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温柔地擦掉萨伊达的眼泪,也偷偷抹去自己的。

我自己第一次接触政治,回忆起来充满了尖叫与呐喊。那是1956年,又一场战争爆发了。那是我经历的第一场战争。

我们家庭生活的真正重心就是政治。半个世纪都快过去了,回想父亲和他的弟兄们无休止地讨论阿卜杜拉一世,或者本一古里安、艾森豪威尔总统、苏联政治局、纳赛尔将军……我仍然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西奈战争(Sinai War)爆发时,我才7岁。晚上客厅里总是在进行漫长的辩论,烟雾缭绕。我还能回想起一个本来说话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叔叔满脸通红,激动地大喊大叫,口中唾沫飞溅,愤怒异常。我哥哥扎基那年10岁,却少年老成,总会瞪着一双又大又圆又好奇的眼睛,旁观大人的辩论,吸收着他们的字字句句,仿佛自己的脑子是一台用作复杂运算的机器。

母亲谈起政治的时候,也变得像双重人格似的,本来她如同爱的化身,一下子就变成了坚强不屈的受害者。她会讲述一片充满魔力的梦想之地,那里充满田园牧歌与天真美好。她给我讲起那里的橘子,让我觉得一定是全世界最甜的;那橘林一直绵延到泛着温柔海浪的地中海,因为中间横亘着无人区,我从来没见过那片海;但和那些橘子一样,我心中的地中海,是地球上最高贵的海。接着就是外族入侵,与英国人抗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掠夺,和现在的恐怖统治。

我从来都不喜欢这些冗长的政治讨论,只要可以,我就会躲到自己的房间。也许我头脑没那么聪明,跟不上那些你来我往的辩论,那些辩证的循环和转折,那些激动人心的独白和热烈的争执。肯定是因为我自己太浅薄,才更喜欢自己拿着火柴棍玩排兵布阵。与我形成对比的是哥哥扎基,他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

我心中那种无比困惑的感觉很早就产生了,也说不清到底产生于哪年哪月。回想起来,我一直觉得周遭的世界是个难解之谜。你可能以为,那1300年的历史能让我清楚知道自己是谁。我并不知道哦。从我记事那天起,一切都是个谜,一时充满了黑暗与不祥,一时又如同苏非派的歌谣,清越明亮。在这样一个地方,带尖刺的铁丝网随处可见,伴随着神秘的所罗门山、奥马尔山与穆罕默德山,而干线巴士站对面就是耶稣基督的花园冢,这又怎么可能不令人感到疑惑呢?从某些方面来说,在耶路撒冷长大,就像身处一个被现代武器和军队入侵的童话故事,那些奇幻的特质仍在,而危险仅仅给这座让我有归属感的城市平添神秘。

从我卧室的大窗户看出去,是新门对面宗座学院耶路撒冷圣母院中心(Pontifical Institute Notre Dame of Jerusalem Center)的尖顶与十字架。低个头,也能看到一个进去了就可能被开枪射杀的地带,这里分隔开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我的房间是个不错的“据点”,可以窥探另一边的风吹草动。到了街面上就不那么容易看到敌方领土了,因为约旦人修了一座高墙把两边分开。扎基堂哥(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和伯伯都为自己的儿子取名扎基)告诉我,以前以色列的狙击手经常随机开枪射杀民众,仿佛他们是打靶场的塑料鸭子。为了阻止这可怕的死亡游戏,约旦人修了一道难看的钢筋混凝土屏障。

我家旁边就是联合国与安全调解员们所说的“无人区”,这个名字真不好听。这是一片荒地,将生活在东耶路撒冷的我们和米歇雷姆区(Mea Shearim)隔开,那里住的是笃信犹太教的哈瑞迪派(Haredim,意为“敬畏神的人”)。在我们花园的墙和以色列国之间,矗立着一幢孤独的水泥建筑,被摧毁了一半,上面布满了弹坑。这里是用于过境检查的联合国观察站;地雷零星地分布着,之间散落着石块和蓟类植物;还有一棵葡萄树,在这么多次炮火袭击中幸存下来。春天的时候,我总喜欢长时间地凝视那葡萄树上的新叶;到了秋天,我就见证那酸甜多汁的葡萄慢慢成熟。

花园尽头的墙为我划定了一个禁区的入口。但正因为是禁区,我才充满好奇;从我卧室的窗户看出去,有些人留着巫师一样的长胡子,穿着黑色外套,耳边垂着卷曲的鬓发,他们也同样让我很感兴趣。

我几乎每天都会窥探无人区那头的街道。有时候我会看到样子有点儿奇怪的巴士或小汽车从窄窄的路上勉强通过。有时候某个角落会出现一群身穿黑衣的男人,在窄街上走上短短一段,又消失在另一个转角处。有时候那些留着大胡子的人也会看向我。我几乎感觉是在梦中。

我听说他们都很残忍,做着恶魔的勾当,再往那边看时,就禁不住浮想联翩。我对“那边”有什么了解呢?战前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给我讲了雅法路上优雅美丽的店铺、爱迪生影院里加里·库珀(Garry Cooper)的西部片、老街区的别墅,以及从西边的山上能看到地中海的美景。(在耶路撒冷,我们居住的地区通向的只有尘土与沙漠。)那里的人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他们一定是超级邪恶的人,否则不会让阿拉伯人如此冷淡以对。

我一心一意地啃着关于探险的书籍,脑子里当然也充满了相关的幻想,想象着那些长胡子的幻影真有一个就住在我们家门口那棵大胡椒树上。我显然得保持警惕!每天早晨去上学,我只要成功地从那棵树前冲了过去,就觉得自己击败了里面那双黑暗之爪,它本来企图从树干里伸出来,把我掳往虚无之地。

1959年,我的姐姐穆尼拉和萨伊达都上高中了。她们都热爱绘画,也和外交官与联合国官员的孩子成了好朋友。我哥哥扎基的阅读写作,已有学者风范了,接连获得各种学术奖项。他醉心书海,创作诗歌,路那头施密特女子学院(Schmidt Girls' College)的很多女学生都是他的倾慕者。我在圣乔治学校上小学,哥哥姐姐各自忙着自己的爱好,我就开始探索周围的街道。我的信心越来越足,因为胡椒树里那令人恐惧的恶鬼从来没给我造成过障碍。我觉得这个世界挺安全的,可以出去探探险,发现一片比水手辛巴达(Sinbad the Sailor)和美丽的谢赫拉莎德(Sheherazade)更神奇的风景。

那些年还没有电视机,只能收到一些来自阿拉伯国家首都和以色列希伯来电台的信号,但我们从来都没想过调到希伯来电台听一听。希伯来语听起来仿佛一个诅咒,就像“以色列”这个词,我们通常都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据点”或者“敌国”。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堂哥扎基是我的玩伴之一。他有时候很调皮,比如用弹弓打鸟,到后院用叶子生火,把鸟烤熟了吃。我倾向于比较平和的消遣方式,比如在那些废弃的约旦碉堡中玩耍。扎基堂哥和我还会一起进行一个仪式,就是在12月25日这天穿过曼德本门——耶路撒冷的“查理检查站”。那道门只有圣诞节时才会开,好让另一边的朝圣者参加圣墓教堂的布道。看那平时紧闭的大门突然开启,真是让人有些目眩神迷。

突然走到道路尽头,也给人非常神秘的感觉。我经常一个人或者与我哥哥扎基一起走到备受炮火摧残的大马士革门,进入街道与小巷编织的迷宫,然后一路走到战后一直紧闭的雅法门。这扇门究竟是通向末路还是通向一切?也许两者都是。

我还会跑到迷宫一般的旧城中,那里有佩戴金色怀表的自命不凡的店主,沿街叫卖各种商品的老太太,在汗味弥漫的房间里祈祷的男人,运气好还能遇到一些来来往往的苦行僧。餐馆里,人们抽着水烟,咕嘟咕嘟的声音响成一片。有时候我会一连好几个小时在狮门(Lion's Gate)外的墓地或圣殿山上的神圣遗迹中徘徊,然后从另一边出来。在那里我就进入了摩洛哥区人口稠密、错杂交织的街道,这个区的历史要追溯到七百年前的阿尤布(Ayyubids)王朝与马穆鲁克奴隶兵时代。1193年,阿尤布王朝建立者萨拉丁的儿子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清真寺,每当看到它,我就情不自禁地战栗起来,因为就在这里,先知把自己那匹神奇的坐骑拴好,然后飞升天堂。

在这座城里漫步,就像进行一场家族史之旅。你看那金匠市场,从1927年大地震以后,整条街的店铺都化为废墟,一位叔伯把自家的一匹骆驼和几头驴子养在那里。当然还有圣墓教堂,它周围都是罩着顶棚的狭窄街道。我总是被这座洛可可式的教堂震撼,它是那么宏伟,几乎融汇了罗马时代以来所有的建筑风格,每个新的时代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里似乎从未被掠夺过,比如二层一扇窗户前那架著名的木梯。(数代人以前,大家用这梯子给被土耳其人关在教堂里的亚美尼亚修道士送食物。)这座教堂就像某位古怪亲戚的橱柜,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满,也越来越神秘。

我还记得听别人讲过,教堂的某个点是全世界的中心。万古永世之前,希腊人改变了宗教信仰,于是世界中心就从德尔斐(Delphi)转移到圣墓教堂中央的一点上,标记是个大瓮。虔诚的穆斯林坚称麦加才是世界中心,但我这个小孩子还是更喜欢中心就在本地,离我家只需要步行五分钟。

我还有个很喜欢的地方,各各他山(Rock of Golgotha)上的一道裂缝,据说耶稣在那里被钉上十字架,这裂缝就是他进入地下世界的通道。他在冥王哈得斯的烈火当中,拯救了很多正直的灵魂。

对于父亲来说,保管圣墓教堂的钥匙只不过是一项家族传承,但家族的其他人却认为,拥有这把钥匙,就像看管着一扇世界传奇与神圣源泉的大门。不让圣墓教堂落入罪恶之手是我们的职责。十字军东征不就是源自教廷龃龉吗?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的导火索,不就是法国人与俄国人的伯利恒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争端吗?有我们的坚守,圣墓教堂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我之前说过,由于我的高祖父多情又轻率,钥匙保管在一个远房堂哥手里。每天清晨四点一过,贾乌德家会有一个人来到我叔伯家门口,往堂哥窗上扔个小石子。我堂哥便下去接过钥匙,走向教堂。然后他会把长长的复古钥匙插进一扇小门的锁孔里,转一转,橡木小门就嘎吱一声打开。门那边的一位牧师会把头探出来,问候堂哥,递给他一架梯子。接着,努赛贝堂哥就搭着梯子,去开更大的一扇门。他会把钥匙一转,使劲一拉,门开了。他会对那位牧师问好。牧师也会回礼说:“安好。”

在担任过约旦国防部部长、教育部部长、副总理和开发部部长之后,父亲在1963年接受了国王的任命,成为耶路撒冷地区长官,该地区当时一直延伸至杰里科,该职位是约旦河西岸地区权势最大的职位。

此时的耶路撒冷,生活已经基本恢复到1948年以前的样子。正如漫长岁月中反反复复的那样,耶路撒冷再次成为全世界宗教朝圣之都。犹太人的那一半被一堵墙围了起来。但几乎所有的古迹都在我们这边——1964年教皇保罗六世的历史性访问在当时引发了大兴土木的投机性热潮——所以游客仍然蜂拥而至。

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消除了,持续数个世纪的模式也自动恢复了,过去的贵族家庭也纷纷复兴。侯赛尼家族、纳沙希比家族、伊斯兰学者以及基督教主教成为这座城市的基调,如果你能无视无人区和那些难民营,简直可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生活优裕的小资产者和商人修建工程,购买物品,谈论着更光明的未来。耶路撒冷正逐渐变成一个兴盛的都市。暑假时,沙特人总会拿着做石油生意挣来的财富到这里挥霍。我父亲那边的叔伯们也想跟上时代,所以,尽管一直把传统挂在嘴边,他们还是把我祖父最宏伟的那些别墅庄园夷为平地,为一个有一百个房间的五星级酒店让位。几乎是一夜之间,那优雅的奥斯曼时期的宅邸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平淡无奇的砖石建筑。

在这座城市经济和文化的恢复期,父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管理让人想起英国托管时期最美好的那段日子:没有贪污现象,一切都是法治为本。政府加大干预,保证财产安全,偷窃现象非常少见,宗教狂热更没有耳闻。唯一缺失的,是任何有自尊的首都必须具备的、引以为傲的武装保卫力量。父亲尽全力去为约旦河西岸地区重建一支阿拉伯军队,他以瑞士民兵制度为模板,创建了国家护卫队。他还为军队引入了卡其色军服,规定学校要进行军训。

父亲的政治影响力日渐强大(他的哥哥哈齐姆是约旦外交部部长,后来成为驻联合国大使)。父母也越来越频繁地在家里举办晚宴,大家最后都一定会到客厅谈论政治。

如果说在宗教与神话的世界里,耶路撒冷是前沿,是中心——这就是大家纷纷来朝圣的原因——那么从政治上讲,这里就是一片平和的化外之地。世界其他地方的动荡只是通过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BBC)渗透到这里,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还有的时候是在家中的沙龙上得知消息的。这些沙龙和俄国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在王子的偏远宅邸中,晚宴的客人们热烈讨论着巴士底狱的陷落,却完全意识不到,作为夜晚谈资与辩论话题的遥远动荡,最终会令他们的世界坍塌倾覆。

20世纪60年代,可谈的话题很多。离我们最近又最戏剧化的事件之一是父亲和希腊东正教大主教的争执。大主教要为我父亲颁发“圣墓教堂勋章”,但父亲拒绝了,因为奖励中说家族对圣墓教堂钥匙的保管工作是从萨拉丁时代开始的,而父亲则坚信我们从哈里发奥马尔时代就开始履行这项职责了。

接着,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进行大国较量,德国建起了柏林墙,古巴导弹危机险些爆发,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刺杀了肯尼迪,偶尔有游击队成功越境去以色列那边搞个袭击。纳赛尔将军在电台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讲话,总能成为大家晚饭后的谈资。纳赛尔在一场针对埃及腐朽君主的政变中掌权,声势浩大地清扫了旧的权势集团。非阿拉伯人逃离了埃及,苏联人又去帮助他们实现军队现代化,好应对未来的战争。军刀出鞘,这位埃及解放者承诺要打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军队,重振阿拉伯雄风。

母亲兴致盎然地听着纳赛尔的演讲,就像听着她最喜欢的歌手乌姆·库勒苏姆(Umm Kulthum)的唱片。她和很多难民一样,热切期盼着从1948年就被迫改道的历史长河能很快往正确的方向奔流。正义必然实现,只是时间问题。她不是被强行赶出了家乡,被剥夺了祖产和那片橘林吗?她父亲的坟墓不是在一个陌生的后院,无人祭扫维护,被遗忘,甚至可能已经被毁了吗?全世界不都承认,我们遭遇了令人悲痛的不平等对待吗?

父亲对纳赛尔没这么大的信心。我还记得,每当提到纳赛尔这个名字,他脸上就出现痛苦的表情,仿佛吃了什么不太合胃口的东西。他不同意纳赛尔提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也一直厌恶他煽动群众的行为。以父亲的道德标准,纳赛尔在埃及驱逐了希腊人等定居已久的居民,他与本-古里安这样的沙文主义者无异。

逐渐长大的我,对晚上那些无休止的政治讨论依然反感,我也继续回避这些讨论,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父亲掌管耶路撒冷时,我刚好到圣乔治上高中。之后的高中生涯里,父亲的意志总是不可动摇,而我一直生活在这种阴影里,饱受束缚。

我已经不是玩火柴棍儿的年纪,于是翻开了书本。家里书很多,父亲有大量藏书,母亲也收藏了很多现当代小说,还有姐姐们的书,以及同为书虫的哥哥扎基从英国文化协会图书馆(Library of British Council)借来的书。我的阅读范围很广,涵盖了阿拉伯与西方的经典,但请不要觉得我的文学品位就是一个早熟的未来学者。我最喜欢看的题材都是谋杀啊,神话啊,连环画之类的,里面的角色太精彩了,比如唐老鸭(Donald Duck)、史高治舅舅(Uncle Scrooge)、比利时的丁丁(Tintin),当然,还有万能的超人。

父亲很快有了个让我们更亲密的新爱好。他在约旦河谷(Jordan Valley)买了个农场,我们在农场里的生活——种土豆、香蕉,养鸡——是我最欢乐的家庭回忆之一。现在去回望那些岁月,我想父亲的灵感一定来源于古罗马关于乡绅的理想,因为每当我们开着那辆新的福特车去农场时,他都会穿一件花呢夹克,带一块绸巾。那辆车几乎开不过苏莱曼大帝修建的城墙,却能完美地驶过古老的罗马之路,进入犹地亚沙漠中那干涸的河床。这辆车通常是路上唯一的私家车,别的都是军用吉普;出现更频繁的是贝都因人养的羊群,偶尔还有骆驼经过。

有时候,家人坐车,我骑单车。我骑啊,骑啊,骑啊,深入到这世界上最深的河谷中,一直骑到约旦河,再骑过桥。我在死海边探索过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废墟、修道院与荒凉的峡谷。有时候,我和朋友们会穿着长袍,举着电筒,壮着胆子进入那些很深的隧道与洞穴,想象我们会发现那些隐匿的神话,比如再发现一批埋葬在土地深处的“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

我的父母有着开放的教育观。姐姐们去的是修女开办的法语学校,之后上了德国人办的施密特女子学院。哥哥扎基和我就在街那头上英国国教性质的圣乔治学校。学校离得太近,我只得放弃“前辈”享受的特权:前任市长的儿子是坐黑色凯迪拉克去上学的。

不过,圣乔治学校又是我的另一个小天堂。这里有着维多利亚时代最繁荣的岁月里特别典型的新哥特式公共建筑,本身就充分说明当时耶路撒冷奉行多么美好的折中主义。作为一座中世纪鼎盛之城,耶路撒冷没有哥特式建筑,因为哥特时代还没开始,十字军在这里就被扫地出门了。所以,要寻找基督教中世纪的建筑,只能去寻访城里最现代化的学校。圣乔治学校周围还有大片的花园,里面种满了开花灌木和九重葛;春天,茉莉花与金银花的甜香会飘荡在教室之间。

学校有一套严格执行的标准,对于文化差异的尊重可谓超越时代,达到了后现代的程度。这是一所基督教学校,但学生和教职工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兼容并包。我在学校的那几年,从未感觉到哪怕一点点种族或宗教沙文主义。学校的宗教课程很少,只有每周一次的布道,在附属于学校的国教教堂中由英国校长主持。学校学风严谨,教师认真负责,承担着外界的殷切期望。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要以国家未来精英自居。

然而,我父母有些沮丧,因为和哥哥相比,我的学业不那么优秀,也不太遵守学校纪律。我没有显露出一丝一毫对科学或艺术的兴趣,也没有钻研工程学的意向(那时候阿斯旺大坝正在拔地而起,工程学成为热门的专业)。

我最喜欢的消遣就是逃课去旧城闲逛。我觉得那些古老而繁荣的小街小巷,比教科书上的任何内容都要引人入胜。我也喜欢足球,喜欢和动物(主要是鸟类)玩耍。我的最爱是鸽子,还一度在花园里养了二十来只,每一只的类别细节,我都能如数家珍。我从学校回来,鸽子们总会前来问候我,停在我的肩膀或头上;我就像动物守护神圣弗朗西斯(St. Francis)——一个从未对军事显露过任何兴趣的男孩,这副模样也在情理之中。父亲当过国防部部长,但我天生不好战。而我那么努力地与家中的政治沙龙保持距离,应该也说明我将来与政治无缘。

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我每次考试都发挥得很不理想,肯定是因为我很难对那些需要生搬硬套的科目提起兴趣,比如物理、化学、数学和地理。我是需要被激活想象力的人,而只有在那些善于表达叙述的老师的课堂上,我才有用武之地。

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好的老师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会用情绪与想象为历史加料。到了他们嘴里,就连耶稣和马利亚的故事——以穆斯林的角度来讲——都能有点儿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教室里的耶稣虽然也是通过神秘的马利亚圣灵感孕而生,但他仍然属于人类。他从上帝灵魂的一口仙气脱胎,而马利亚则是抚养儿子长大的好妈妈。她的儿子是个根深蒂固的巴勒斯坦革命者,也成为人类高贵的先知。而耶稣的十二门徒在追随他之前,都是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是巴勒斯坦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的先驱。

教授英语文学的老师,有的是客居的异乡人,有的是探险家,还有的是留在巴勒斯坦的朝圣者。他们往往从英语母语的角度来讲课,在我心中植入了对文学的热爱。我想象着和我一样对存在感到迷茫的哈姆雷特,还有《麦克白》中的三女巫。作为市长的儿子,叛逆而野性的哈姆雷特王子让我感到亲切,他在伦敦的酒馆也比在父亲的宫廷更自在。丁尼生(Tennyson)笔下的尤利西斯四处远航和冒险,让我的想象纵横驰骋,诗中有“饮尽生之美酒”的隐喻,让我们去追寻更新更高的世界,这也让我浮想联翩。简·奥斯汀(Jane Austen)让我对英国产生了向往,这种印象注定到后来要被全盘颠覆;而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则带我神游到树丛茂密的山间,博学的隐士伏案于烛光下,拿羽毛笔写下崇高而深奥的真理。

那些最棒的阿拉伯文学课也会唤起我类似的想象。老师是一名78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后来去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教。一开始,他就对我们进行了很严格的语法与诗歌训练,大部分素材都来自《古兰经》。他与杰出文学学者、同样信奉基督教的哈利勒·萨卡基尼一样,认为这本书是自己母语和文化的源泉。在他的课上,我眼中的奥马尔成为一位伟大而又谦卑的巨人,他脚下是广袤的帝国,却会在没有护卫与仆从的情况下,就在野外的树下休息。我在课上听了黑人盖斯与贵族小姐莱拉的爱情(让我想起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这对恋人引起了部落战争,也催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史诗巨作。课上完以后,我还在久久地回味。我让自己进入他们的世界,然后迷失其中。

后来,这位老师在传统的阿拉伯故事与诗歌之外又补充了一些诗词,比如阿多尼斯(Adonis)那些不讲究格律的自由诗。读他的诗,就像坐上了文字编织的魔毯,听到了在舌尖起舞的美妙声响。这位诗人是叙利亚的什叶派教徒,因为政治观点逃到贝鲁特,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阿斯巴尔(Ali Ahmad Said Asbar)的他改名为阿多尼斯,以纪念那位古希腊神话中的欲望之神。直到今天,我耳边还回响着老师背诵的《罪孽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Sin”):

点燃我的遗产,我说:

“我的土地清白,我的青春没有坟墓。”

我超越了上帝与撒旦

(我与上帝、与撒旦都不同路)。

我在书本中穿行,

在闪亮的雷霆中,

在绿色的霹雳中,高喊,

“在我之后,没有天堂,没有堕落”,

并摧毁这罪孽的语言。

和当时其他的世界重大事件一样,20世纪60年代的叛逆潮在来到我们耶路撒冷之前经过了很多曲折,等终于到了,气势已经泄得差不多了。没有阿拉伯嬉皮士,没有毒品,人们还是一样笃信尊敬长辈的礼仪。当然,也没有出现反战抗议,而是恰恰相反。就算大家有什么不满,也是觉得国王对“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太被动了。不过这种情绪也基本是从贝鲁特的泛阿拉伯主义派生出来的。至少,那里的阿拉伯学生正逐渐抖落过去留下的尘土与蛛网,同时从神权桎梏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在贝鲁特,一个新的国家正在脱胎,那里的急先锋们勇敢地向未来进军,重振过去的雄风;这即使还未成为现实,也至少是大家的愿景。

那个时代的“狂飙运动”让我对政治更加若即若离,爱恨交织。一方面,我一改之前的爱好——站在卧室窗口凝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小仪式——开始和哥哥姐姐一样迷上了外国音乐。我的姐姐们最喜欢伊迪丝·琵雅芙(Edith Piaf)和恩里科·马西亚斯(Enrico Macias),但我很快跟着哥哥迷上了猫王。

但作为市长的儿子,我也没法完全无视政治。不过,我的心中依然充满茫然与困惑,是个被动的旁观者;贝鲁特的咖啡馆中举行的讨论,或纳赛尔那神谕般的电台讲话,总能催生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同学们趋之若鹜,我却只在安全距离保持关注。贝鲁特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愿景和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根本是背道而驰的两种意识形态,但好像没人为此烦恼。学生们渴望革新,为此甚至可以牺牲逻辑。

约旦河西岸地区和我们居住的耶路撒冷隶属于约旦,侯赛因国王非常清楚地表示过,他不会容忍任何反叛言论,但那些私下里组织小团体,以有些玩票的态度进行颠覆活动,悄声传递着各种口号的学生,反而因此更受尊敬了。他们甚至还组织了几次游行示威。有那么一两次,我也跟着去了,后来,一个堂哥被橡皮子弹擦破了腿,我也谨慎地不再去了。

和很多亟须改革的专制社会情况类似,约旦政权允许人们通过某种途径发泄不满。我们的发泄对象就是无人区那头那些邪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侯赛因国王和他之前的以色列伙伴是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比起很多别的邻国,他甚至更喜欢以色列,因为他总是怀疑前者有扩张领土的企图。比起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他自然是更信任以色列名将摩西·达扬(Moshe Dayan),因为阿拉法特的计划会对哈希姆王国形成直接威胁。

但街面上掀起了反对以色列的新一轮高潮,国王没法出手去压制。1964年,第一届巴勒斯坦国民大会在耶路撒冷召开,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决定了巴勒斯坦阿拉伯解放军的组织架构,起草了《巴勒斯坦民族盟约》(Palestine National Covenant),其中将犹太复国主义描述为“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殖民运动,目的是侵略和扩张,人员都是种族主义者和隔离主义者,手段与目标很像法西斯”。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武装革命彻底解放巴勒斯坦。

对于这个新建立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团体,父亲带着嘲讽的态度。1947年至1948年他已经经历了太多,在开罗的巴勒斯坦政府任职期间,更是看透了其中种种。他发自内心地相信,这种大张旗鼓的事情到最后绝对会以灾难收场。

同样,父亲也很厌恶平民对阿拉伯“革命”的夸大其词,以及他们动不动就使用“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之类的措辞,这些行为只会让阿拉伯人懒于思考(阿拉伯人被麻醉了,忘记自己的制度是多么脆弱)。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父亲提到犹太复国主义者时,绝不会闪烁其词。他在手稿中写了他们的“权力欲望”,将其与法国和俄国的革命精神联系起来。“每当看到那些戴着眼镜,真挚热切的年轻人拍着彼此的背,说着完全愚蠢、无聊无能的话,对所谓的上一辈无知到令人震惊时,我就觉得不舒服。”这并不是犹太教的责任,错就错在那群革命者,为了把梦想变现,他们不惜抹去一切。

国民大会召开时,我已经15岁了。但那时候的我深深沉醉在旧城的街巷和故事当中,对整个事件都不太关心,觉得不过就是一群情绪激动的贵族又一次在路边的酒店大厅聚集,就像我记忆中他们聚集在我家客厅一样。

16岁的我慢慢地有了些朦胧的自我意识。回想学生时代,有个特别鲜明的画面,就是晚上和学校里的朋友贝希尔(Bashir)一起散步。我们俩的家相距60米左右,我们就一遍又一遍地来来回回,直到有谁累了,或者时间太晚。贝希尔是基督徒,我是穆斯林,但我们从未在意过这个差异,因为讨论各自的信仰似乎从来不是什么大事。我们有更重要的话题:存在。宇宙是由什么组成的?从何开始,在哪里结束?我们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能选择自己的行动吗?我们能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吗?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到底是谁?要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神呢?问出最后一个问题时,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战栗。

一天,我们决定去英国文化协会图书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在书架之间发现了一卷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作品。那时候,我对哲学的了解仅限于刘易斯·卡罗尔在《爱丽丝漫游奇境》中隐藏的那些思想。但罗素的哲学思想并不隐藏在童话故事当中,而是直截了当地写出来。可以说,罗素让我震惊,让我摆脱了对知识与学术的麻木,让我体会了严谨思想的魅力。罗素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初次翻开那卷书,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就植根在我心中,之后也如影随形:

这样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一些与我们的精神生命休戚相关。仅凭我们人类目前的认知看来,这些问题都是无解的,除非知识焕发新的力量,发展成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样子。宇宙有统一的规划或目的吗,还是只是原子的偶然聚集?意识是不是恒久存在于宇宙中,让人对智慧的无限增长抱有希望;或只不过是一颗小小星球上短暂的巧合,最终这里的生命也将消融?善与恶是整个宇宙都在意的话题,还是只属于人类?

我心中一直有些挥之不去的疑问与谜团,罗素帮我清晰地表达出来。从那以后,英国文化协会图书馆里的那些哲学著作就成了我的阅读重点。选择不多,但我至少对该怎么与自我相处有了模糊的概念。

在漫游式的讨论、求索当中,贝希尔与我从没谈过1948年之后的社会秩序将如何尘埃落定。没人看得清,尤其是我,我们栖身的这个世界注定要被新的灾难席卷。我们的盲目是因为年少,再加上优裕家庭提供了稳定的安全感。

回望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前夕,我们在耶路撒冷的生活中最真实的,似乎就是那个摇摇欲坠的虚幻世界。有时候国王会带着随从前来视察,两侧还有身着彩衣的贝都因护卫。贵族家庭继续讲述着祖先们的故事,互相攀比着,耶路撒冷真是住了好多先知的“直系”后代啊。无人区如同我们身后的沙漠一样,一成不变。也没有多少声音在说要光复“另一边”了。民族统一主义盛行在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耶路撒冷不在其中。父亲又用他喜欢的俗语说,必须要“让睡着的狗继续躺着”(不要打草惊蛇)。我长大了,已经很久都不怕胡椒树里那个恶鬼。无人区成了一个亲切的存在,就像父亲那个金属做的假肢。

我在圣乔治上学的第三年,权力的冷漠与残暴在家庭生活中短暂上演。如果非要描述1965年我的家,我要说父亲是个充满自豪的大家长。母亲尽管仍然带着过去的创伤,但也是快乐的。在我眼里她一直很年轻,一头乌黑发亮的鬈发中只偶尔有几缕灰白。我的姐姐萨伊达和她丈夫正是新婚燕尔,忙着张罗一起搬去阿布扎比(Abu Dhabi)。穆尼拉在开罗上学,向往着前往巴黎。哥哥扎基即将去剑桥大学王后学院深造。我的两个弟弟哈特姆和萨克尔也已经上学了。

那之前的两年,父亲一直担任耶路撒冷市长。而我见过的约旦士兵,有那些驻扎在我家旁边边境线上的特遣队员,他们都非常友好;也有戴着古老尖头盔指挥交通的军官;还有侯赛因国王来我们家吃午饭时带的护卫。一天,我放学后悠闲地走回家,发现房子外面围了一圈带枪的士兵和装甲车。我一脸无辜地从士兵中间溜过去,成功进了家门。

家里喧闹又狂乱。父亲在和他时任约旦王室大臣的哥哥哈齐姆通电话。妈妈忙碌地在各个房间进进出出,像个激情满怀的革命者。我很快得知,一如既往忠于自己原则的父亲触怒了国王,他命令军队把我家围住,认为父亲手里掌握着羽翼丰满的巴勒斯坦叛乱组织。

和巴勒斯坦多年以来频发的其他政治危机相比,今天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阵仗实在荒谬,简直是小题大做,就像谚语中说的“茶壶里的暴风雨”。作为耶路撒冷市长,父亲有监管曼德尔鲍姆门(Mandelbaum Gate)关卡的任务。通常,只有总领事、宗教要人、官方访客和联合国官员才能从这座城市的一边通行到另一边。每两周有一个周三会有一支荷枪实弹的以色列护卫队登上斯科普斯山,那是阿拉伯这边唯一的一块以色列飞地。当然,圣诞节那天普通人也可以过境,去圣墓教堂做礼拜。

然而,有一天,守门的卫兵给父亲的办公室打电话,问要不要为一个声名显赫的美国犹太人开门,他坚称自己和国王私下说好了,可以过境。卫兵打电话来,是因为他们通常会提前接到市长办公室的指示,但这次并没有,只有那个美国人自己在一遍遍地热切保证。

父亲打了几个电话,发现国王的确和这个访客约好了,但没有通知他。父亲觉得,不管是不是国王,都必须遵守既定的程序,以及基本的礼仪和尊重。要作决定的是他,不是国王。于是他给卫兵打电话,叫他们不要开门。

不用说,侯赛因国王得知这“反抗之举”后大发雷霆,强令父亲开门。“我不会开的。”父亲坚如磐石。他的意志坚强如铁,萨卡基尼那些清高的诗句早已深入他的骨髓。父亲坚持认为,犯错的是国王,所以让步的也必须是他。哈齐姆伯伯想从中调停,却没能说服父亲屈服。危机愈演愈烈。于是坦克开进了我们的片区,停在我家前院。

消息传出去之后,一群群抗议者聚集在我家门口,支持我父亲的举动。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脆弱,一场叛乱一触即发。

国王很快作出反应,他立刻撤了父亲的职。不希望再一次被巴勒斯坦人冒犯的国王,指派了一个约旦人代替父亲。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民族主义示威游行,示威的人还和约旦士兵发生了冲突。

本章共 11 页 (每页约 2000 字) 分页阅读 →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纠错
加书签
详情
加书架
打赏
投票
自动滚动
设置
夜间

评论 0条

加载中...

设置

阅读主题
正文字体
字体大小
18
页面宽度
滚动速度
5
语音朗读
翻页模式
💎

余额不足

您的水晶或能量余额不足,请充值后再试。

立即前往充值

🎫 投月票

1 张月票 = 1.00 水晶。感谢支持!

🎁 打赏作品

打赏将直接扣除水晶余额,鼓励作者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