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评价说,这两个人担任指挥官都是“极大的失败”:“在行动期间,卡乌齐和萨夫瓦特从未踏足他们要拯救的那个国家。他们甚至时常行踪不定……来自巴勒斯坦多个阿拉伯地区的国家委员会代表团经常要在阿拉伯国家的各个首都去寻找他们。他们到了大马士革,结果听说将军们已经起程去开罗了,如此种种,永无止境地兜着圈子。”
父亲有个来自海法的朋友,他很清楚,如果没有阿拉伯解放军的帮助,这座城市必定陷落。他和一些同僚在多次努力之后,终于在大马士革找到了萨夫瓦特将军。这位朋友请求将军提供军队和武器支持:“这位大人物非常包容也非常耐心地倾听这一切,仿佛一个训练有素的脑科专家在观察别人,仔细地分析一例心理疑难杂症,等对方一五一十地讲完了,这位专家的表现可谓非同寻常。
“‘喂,’他举起电话,对着听筒说,‘喂,是斯柯达军工厂吗?麻烦你们给我送以下武器,要最好最新式的。’接着他说了一长串很厉害的武器名称。放下听筒后,将军转过去对着客人,突然说:‘哦,对了,你想要枪是吧?’他举起右手在空气中乱抓一气,把想象中的枪放在这位纠缠不休的代表脚边。”
巴勒斯坦当地人向将军发出警告,要是得不到阿拉伯解放军的援助,他们的城镇必然会陷落。将军却说,根本没必要紧张。“让雅法陷落吧,”他对父亲的朋友说,“让海法陷落吧,”他又补充说,他就要说到重点了,“让阿科陷落吧,让采法特陷落吧,让耶路撒冷陷落吧,让拿撒勒陷落吧,这些城镇反正没有战略意义,而且我们想收回的时候总能收回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犹太领导人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们有详细的计划,也有充分的条理去实现这些计划。哈加纳(Haganah)和伊尔贡等军事组织总共有3万名训练有素的军人,他们会共同出击。这就像一支勇往直前的斯巴达军队,欧洲的恐怖局势更让他们孤注一掷。在军事装备上,他们也远胜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拿到了大量从欧洲走私来的,或在战争中从英国人那里偷来的武器。还有很多小工厂在制造装甲车、迫击炮和炸弹。
他们的作战计划更偏向进攻而非防守。他们要开疆扩土,赶走阿拉伯人,战争范围远超过联合国通过的分治决议。他们决心要尽可能多地夺取领土,赶在5月15日外约旦军队到来之前,让一切变成既成事实。
在英国托管结束之前的那几个月里,名义上英国人仍然掌控着这个国家;而整个巴勒斯坦正重复上演着同样的故事。正如格拉布大人所预测的,在各个村庄和城市,哈加纳等多个地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袭击了防守薄弱的阿拉伯地区。联合国计划中归入阿拉伯国家的很多阿拉伯城镇,都被犹太人控制了。雅法、海法,以及其他阿拉伯城镇和乡村,“都遭受了洗劫和破坏”。到5月15日,数十万阿拉伯难民把从海岸线往东延伸的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父亲的回忆录讲述了一个十分悲惨的故事,整个民族都因为恐惧而逃亡。
很多人是在枪口的威逼下离开的,也有很多阿拉伯人是自己逃离家园的。毕竟,战争或自然灾害中人们常常这样做,心里想着等到风波平静了还能再回来。但人们根本不清楚自己所对抗的是什么。本一古里安已经认定,驱逐阿拉伯人很有必要,而且在战争的背景下也是完全可行的。下令进行驱逐的人,并非满腔仇恨的暴徒,而是很理性的政治与军事规划者。他们最基本的目标就是要“净化”这个国家的人口。
父亲亲身经历了这场悲剧。一天,一个农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来自南部一个小村庄,位于犹太城镇雷霍沃特(Rechovot)附近。他那简朴的家被炸毁了,村庄里的土地也被犹太军队强占,唯一的儿子被杀死,他自己的腿也中了弹,面临截肢的危险。
父亲没有以史学家的客观和超然讲述这个男人的遭遇,而是带着一种悲剧作家的激动和文采。“雅法是20万阿拉伯人的家,”他讲述以色列军队对这些人的驱逐,“失去雅法,意味着这么多人都要被驱赶。失去阿科、拿撒勒、采法特、拉姆勒、吕大”和巴勒斯坦其他的那些城镇与乡村,不仅仅意味着地图上会多添几个红点。它们是一个古老社群引以为豪的温暖家园。如今,家园被夷为平地,化为灰烬,曾经在其中熙来攘往的生命再也没了声息。”
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把耶路撒冷划作一块国际区域,既不属于阿拉伯国家,也不属于“犹太国”。5月15日之前,英国人把这座城市划分成一个个的安全区,他们的政策是把各个交战的部落控制在各自的区域内。
和其他地方一样,这个国际城市的局势很快恶化成内战战场。父亲描述了那噩梦般的经历,稀松平常的生活突然就陷入疯狂与混乱,双方的教授、医生和店主们驻扎在各个关卡,彼此交火。如果换个时空,这些人本该互为家中的座上客,而不是枪靶子啊。文明的锚被拔起来了,军事思维支配了本来热爱和平的两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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