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的故事中,争夺耶路撒冷的战斗始于大马士革门的一次爆炸事件,那里距离他的家步行只需15分钟。1947年年底联合国投票之后的几天,犹太地下组织的三个成员乔装成阿拉伯人,开着一辆出租车去了耶路撒冷的大马士革门,把两桶焦油状的东西倒在市场货摊前。他们开车离开时,我父亲的哥哥哈桑正往旧城外面赶。快到大马士革门时,哈桑伯伯突然听到一声微弱的闷响,像是回火严重的汽车。几分钟之后,他就看到一具四分五裂的尸体贴在了的墙边,血淋淋的,已经没了形。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修建的厚重城墙让门内的人们免受炸弹伤害,哈桑伯伯也算走运。而门外的那些人,面对自制炸弹的弹片,则是毫无防备。
几天后,哈桑伯伯遇到了直接袭击。他继承了我们家族的“城堡”,就是旧城外那个规模很大的古老石质要塞。他那时刚刚对其进行整修,加了室内管道,通了冷热自来水,安装了取暖系统,等等,好符合自己新娘的现代品位。一天晚上,父亲听到巨大的爆炸声。他穿上衣服,飞奔到楼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几分钟后,他的亲戚上门了,含混地对他说:“祝你长寿。”这不是一句吉利话。
“谁死了?”父亲问。
“没人死,但他们把你哥哥的城堡给炸了。”
“我哥呢?”
“谢天谢地,他没事。他跟他老婆家的人待在旧城。”哈桑伯伯能活着,全靠一位犹太邻居预先警告说有人要来炸他的家,所以他才没像自己的城堡一样化为碎片烟尘。第二天上午,正如《巴勒斯坦邮报》的报道,犹太地下武装组织为这次袭击辩解,称其为必要的行动,要捣毁“狙击手的窝点”。
这之后不久,父亲出于慎重考虑,决定把妻儿都送往黎巴嫩,以保证安全。他在黎巴嫩山间为家人租下了一栋美丽的别墅。
1948年5月之前的那几个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直在进攻与反攻。一天,一辆貌似装甲警车的车开在雅法路上,在安全岛掉了个头,停在某些商店的门外。没人起疑心,因为那个区域是阿拉伯人非常繁忙的交易中心,经常有警车来巡逻,执行安保工作。过了一会儿,这车就开走了。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听到巨响。车里的激进主义者把道路两旁的自动发射装置打开了,飞速朝犹太区的里哈维亚(Rechavia)撤退。有二十多人在这次袭击中不幸丧生。
父亲还讲述了在旧城犹太区一座犹太会堂的楼顶,常常有狙击手开枪杀人。他们的靶子是去往阿克萨清真寺(Al-Aqsa)和圆顶清真寺的穆斯林。
阿拉伯人的反击也同样血腥。《巴勒斯坦邮报》所在的大楼不断遭遇炸弹袭击。有一次,三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在一辆伪装警车的护送下,停在本耶胡达(Ben Yehuda)街上,突然就爆炸了。
在战乱中,父亲一边为被英国人施以重刑的民族主义者辩护,一边保卫陷于围攻的旧城。1948年春天,希律门的一块块花岗岩被一波又一波的进攻打得千疮百孔。巨响声让很多中产阶层无法忍受,他们离开耶路撒冷,想等局势稳定再回来。
包括父亲在内的领导团体担心,如果他们不能有效防御,旧城就会陷落。他们选择自己掌控命运,组成了保卫委员会。父亲将其命名为“希律门委员会”。“我们大约有三十个人,每个人都有家有妻小,都心怀忧惧。”
父亲在手稿中提到一些参与其中的阿拉伯名门望族成员,包括侯赛尼家族、哈立迪家族、达尔维什家族和达雅尼家族。但大部分是既无社会地位,也没接受过教育的平民。战斗的中坚力量,并非达官显贵,而是贫苦民众。父亲形容他们是一群“行动英勇,头脑简单,或者只是非常平凡”的人,用的是非常古老的武器。
哈加纳正从东欧走私大批军火,希律门委员会决定要和他们一较高下,于是采取了第一步行动。他们需要枪。为了搞到枪,父亲和朋友们做了人们在公开募资时常做的事情:他们举办了一次公开抽奖活动,把自己的衣物拿出来作为奖品。参加活动的200人捐出的钱款,却只够买一把枪和几盒弹药。“和犹太人从纽约拿到的天文数字相比,”父亲写道,“我们这小小的努力实在太微不足道,太可悲了,必然会让很多乐观主义者气馁。”
他们的第一次会议就在希律门附近召开,但墙外扔来几枚手榴弹之后,他们决定把会议转移到谢里夫·苏博(Sherif Sbouh)的家中,他是位退休的教学督查,也是我父亲心中希律门委员会最杰出的成员。
苏博是纳布卢斯(Nablus)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他几乎完全是自学成才的。凭借着勤奋努力,贫苦农民出身的他一路升到了教育部的最高位。父亲在手稿中这样描写他:“瘦长身材,身高大约一米七,两条弓形腿摇摇晃晃地支撑着身体,一身行头像个牛仔,一双近视眼在钢圈眼镜下眨呀眨的,憔悴的脸上有灿烂而坚定的笑容,阐述重大决定时,他总会挥动干瘦却极富表现力的双手。”
他的主要工作是管账簿。“他通常都在研究一些写得整整齐齐的数字,一手拿着华特曼黑色水笔,一手拿着一串褐红色的串珠。晚上,我们会讨论最新时事和接下来的活动,接着出发去巡查不同的岗哨,也从居民那里募资,充实我们贫乏的资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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