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德国的资产阶级文化中早就充满了反犹主义。只需要一个外部的契机,对犹太人的敌意之火就能复燃。1912年1月的帝国议会选举就是这样一个契机。四个月之后,在特奥多尔·弗里奇的推动下,“帝国铁锤联盟”(Reichshammerbund)成立,其最内在的核心是按照共济会结构模式组建的“日耳曼骑士团”(Germanenorden),它选择钩十字做自己的标识。这个新的组织视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为:协调一切反犹活动,打入各种不同的运动和协会。受到弗里奇特别关注的组织之一是1901年成立的德国青年运动的雏形——“候鸟协会”(Wandervogel)。1912年就开始了一场旨在把犹太人排除在协会之外的政治宣传活动,“候鸟协会”中只有少数人抵制了这一建议。1914年的复活节会议上,协会领导层达成妥协:是否吸收犹太人留给各地的组织自己决定。
激进反犹主义者如弗里奇或克拉斯在德国右翼中只占少数。同样,坚定反对反犹主义者的人在市民阶层中也没有广泛的追随者。1890年成立的抵抗反犹太主义协会1897年拥有18000名会员,它是自由派政治家、新闻工作者和科学家的创意性组织,其中包括海因里希·冯·格奈斯特(Heinrich von Gneist)教授和特奥多尔·蒙森教授。1912年其会员人数没有太大增长。参加此协会的工作者多为“文化抗议者”和左翼自由主义者。与1893年创建的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中央协会密切合作,他们致力于揭穿反犹的恐怖故事,如犹太人的仪式性谋杀,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伪造的《锡安长老会纪要》,其方法是通过启蒙和呼唤理性。
抵抗反犹太主义协会不与1897/1898年成立的德国犹太人复国主义联盟(Zionistische Vereinigung für Deutschland)合作,后者是特奥多尔·赫茨尔之追随者的组织。犹太复国主义对反犹主义的回应——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呼吁在东欧比在德国更受欢迎。因为无论德国的排犹分子说什么和做什么,对绝大多数德国犹太人来说德国是一个经过了启蒙的法制国家并且文化进步:是他们的祖国。
对于没有受过洗礼的德国犹太人来说,能成为其政治家园的只有坚定反对排犹主义的政党。自由派政党这么做,特别是左翼自由党 和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的塑造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犹太知识分子。威廉时代有组织的左翼自由主义,没有生活在柏林、汉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布雷斯劳等大城市的富裕与受过教育的犹太市民根本无法想象。自由的媒体既仰仗犹太资产阶级的财力撑腰,也依赖犹太记者的智性生产力。无论是《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Zeitung)、《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还是《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德意志帝国大量存在的自由派报纸都证实了犹太人的精神和金钱影响。反犹主义者知道,为什么他们对“犹太”自由主义和银行资本的“金色国际”之攻击在尖锐程度上并不亚于对“犹太”马克思主义与“红色国际”的抨击。
至于1914年以前德国的反犹主义是否比法国的更盛行,值得怀疑。但德国从未发生过知识界和政界声援犹太人的事,就像法国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所经历的。自由主义者对威胁自由的排犹行动之抗衡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要比在威廉帝国强大得多。
在同时代的英国也存在反犹主义,但相比于德国和法国它只是一种边缘现象。反议会制度亦然:像阿尔弗雷德·米尔纳这样的政治家——他把英国的政治制度宣布为不合格,因为它与英国的世界角色不匹配——是一个明显的局外人。像伯恩哈迪和克拉斯那样的书籍在德国市民阶层中颇有市场;在大不列颠具有同样影响力的作者的这类书籍,不仅像德国一样会在工人运动中遇到抵制,而且会遭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最强烈的反对。威廉德国与英国或法国相比是个权威传统更强的国家。虽然其帝国议会的选举制是民主的,但与英法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比,其政府体系和政治文化是落后的,更不用说与美利坚合众国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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