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民族主义和军事战斗联盟于1912年1月出现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德意志军人协会(Deutsche Wehrverein)。1912年5月它已有78000名会员。它以反政府的姿态出现(因为据说以贝特曼·霍尔维格为首的帝国领导对军人太不友好)并努力争取受欢迎。但军人协会中要人太多,以至于它无法成为一个跨阶级的群众运动。它是“右派”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从帝国创建的第一个十年起,它几次三番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德国中扩散起来并日益激进化。1911年左右开始的 这一番战斗超过了以往:政治家、新闻记者和宣传家毫不迟疑地要求一场战争,是的,一场能摆脱内外危机的世界大战。
《神经质大国》(Die nervöse Großmacht):这是历史学家兼记者福尔克尔·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1997年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写的是德意志帝国的兴起与没落。次年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希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的书《神经质的历史时期:俾斯麦至希特勒时代的德国》(Das Zeitalter der Nervosität. Deutschland zwischen Bismarck undHitler)问世。德国的危机意识,正如伯恩哈迪1912年的著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后几年无数的作品、文章和演讲所表达的,确实带有明显的神经质特点,而且这种神经质已经超出当时欧洲的“正常标准”。德国的不安首先来自那时已经无所不在的感觉——时间正变得对德国和其得到世界认可的要求不利。一方面三国协约成员国英国、法国和俄国,为了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权力主张一再携手合作:这种事态在德国被认为是一种“包围”。另一方面,所有反抗努力均无法阻止唯一一个反对威廉二世之世界政策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继续发展壮大。如果这种发展持续下去,帝国议会中没有多数为增加军费开支投赞成票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而按照右派的观点,帝国要想从大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最迫切需要的正是这种多数。但德国必须坚持受到全世界重视的意志,否则它就没有理想的目标能够战胜左派的国际主义。
1912年年初,德国的内部危机继续白热化。1月12日举行了第一轮帝国议会选举,随后在1月20日和25日进行了二次投票。大赢家是社民党,它获得的票数从1907年的326万上升到425万,其份额则从29%增加到34.8%。令人更为印象深刻的是议席的增长:社民党的议席从43个 增到110个,这主要得益于与进步人民党就二次投票达成协议。1890年以来德国社民党已经是最强大的政党,现在它首次成为帝国议会中最强大的党团。
要想没有社民党而达到稳定的多数政府,就只能指望保守党、民族自由党、进步党和中央党结成资产阶级党派联盟。想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困难的。更难办到的是中间派与左派的联盟。要想构成这种联盟不光42名进步人民党议员,而且天主教中央党的91名议员也必须加入其中。而这三个党在世界观方面的矛盾太大,致使这类“执政联盟”暂时只能是一种幻影。帝国领导只能尝试在个案基础上实现多数:这种强迫性局面使得强有力的领导几乎不可能。
帝国议会选举后不久出版了一本书,它就像是右翼对左派胜利的一个回答。书名是《如果我是皇帝》(Wenn ich der Kaiser wär’),作者自称“丹尼尔·弗里曼”(Daniel Frymann)。假名背后隐藏着美因茨律师海因里希·克拉斯(Heinrich Claß),自1908年2月起他任泛德意志协会会长。克拉斯是威廉时代激进民族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1904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之前,他已经宣称要进行一场征服西摩洛哥的战争。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他更进一步要求法国割让法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与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弗里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公司在埃森的董事会主席)一起,他为人民运动和反犹力量打开了泛德意志协会的大门。1912年春天他在其著作中传递的消息不是协会的,而是他自己的。因此,选择匿名发表该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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