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期解决权力问题符合追认法的逻辑,1866年俾斯麦就是借此结束普鲁士的宪法冲突的。通过北德意志邦联宪法,执行机构替自己保障的权力要远远大于1849年圣保罗教堂宪法所承认的行政机构的权力。由于普鲁士国王在行使军事指挥权时无须主管大臣的会签,1867年的宪政实践中的专制主义特色就很抢眼。大多数代表仍旧认为这部宪法有了很大进步:1867年4月16日,制宪国家议会以230票对53票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反对票主要来自以下方面:天主教徒,萨克森和“韦尔夫派”,即汉诺威地方主义者以及来自波兰的议员们。奥古斯特·倍倍尔也投了反对票。7月1日宪法生效。两个星期后,1867年7月14日,威廉一世国王以邦联主席身份任命普鲁士的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伯爵为北德意志邦联总理。
北德意志邦联是一个宪制国家邦联,但宪制和联邦的范围仅仅局限在旧普鲁士王国1866年取得内外成就的区域内。北德意志邦联宪法的主要特征——它基本上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雏形——是一种矛盾:民主的选举方式和非议会制政府之间的矛盾。平等普选权的引进,制宪北德议会又为其增加了无记名投票的原则,意味着民主化的陡增,这与大不列颠民主化的渐进发展形成鲜明对照。英国在1867年已是长期实行议会制统治的国家,普鲁士不过在近二十年里才形成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没有对议会负责的政府。根据英国的情况很容易预测,1867年选举权改革后还会有进一步改革出现。至于一旦政府在经过民主选举的合法议会中得不到多数支持时,普鲁士—德意志体系会有什么结局的问题,答案只有一个:这种情况会引发新的宪法冲突。因此,1867年宪法的基础是国家法学者卡尔·施米特意义上的拖延式妥协方案:真正有争议的问题没有定论。
北德意志邦联宪法通过后,随后立即于1867年7月7日缔结了新的关税同盟协议。它规定设立关税邦联参议院(Zollbundesrat)和关税议会(Zollparlament),这样德意志关税同盟就被赋予了类似于邦联国家的特性。协议于1868年1月1日生效,关税议会的选举在2月和3月举行。寄希望于此举会提振民族统一理念者大失所望。民族自由党在美因河以南只在黑森-达姆施塔特和巴登获得成功。在巴伐利亚,获胜的是天主教保守派爱国党,在符腾堡 则是赞同联邦制的民主党人。南德意志的85名议员中有50人属于各种流派的地方关税保护主义者,只有26人来自拥护自由贸易的小德意志方案阵营。在许多南德意志人的意识中,自1866年以来美因河这道线似乎得到了巩固:正是主要基于这点,俾斯麦没有在1867年春认真考虑利用卢森堡危机发动一场反对法国的统一战争。
但是,坚决反对俾斯麦政策的不仅仅是南德意志势力。1869年8月在爱森纳赫,由萨克森人民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与以维廉·布拉克(Wilhelm Bracke)为核心的部分拉萨尔派共同成立了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次年,此新组建的政党采取了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决定的立场。在该决定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要求立即对土地进行社会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甚至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颠覆。由此小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分道扬镳最终完成:这个过程将对德意志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持久影响。
然而,民主力量的任何一翼都无法影响北德意志邦联的政策。1867年8月第一次“正式”国会选举让民族自由党、进步党和保守党变得更强大。接下来的三年中大多数法案均带有自由色彩:如1867年的自由迁徙法,1868年的统一度量衡法,1869年各教派在民法与公民法方面一律平等的法律——此法完成了对犹太人的解放。同年还颁布了工商业管理条例,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和行业自由。但在保守党的强烈要求下,没有给予农业工人与其他工人一样的结社自由。然而1870年的刑法对自由党人来说几乎不能算是成功,因为与他们的要求相反,死刑仍旧被保留。除了这个例外,自由党人能够对与改革派 政府机构合作的结果感到满意:1867~1870年的“部门自由主义”(Ressortliberalismus)远远超出了此前的活动领域——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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