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德意志各国的议会都批准了其政府所要求的军事贷款后,7月19日,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将投入对法国的战争就成为板上钉钉的事了。不用怕外国势力的干涉: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继续坚持其亲普鲁士的政策,保持善意的中立并遏制奥地利的轻举妄动。英国的中立是俾斯麦的杰作,他向伦敦的《泰晤士报》提供了法国大使贝内代蒂1866年8月的协议草案,其中记录着法国吞并比利时的欲望。在军事上,1870年8月德意志军队证明自己优于法国军队。最轰动的胜利是1870年9月2日的色当(Sedan)战役,它是普鲁士,现在也是德意志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的杰作。拿破仑三世亲自下令麦克马洪(MacMahon)元帅四面被围困的军队投降。
皇帝在色当被抓获。但他向威廉一世交出的佩剑只是他的,而不是法国的。9月4日示威者冲进巴黎的波旁宫——国民议会所在地,拿破仑三世的政府被推翻,欧仁妮皇后被迫出逃英国。在特罗胥(Trochu)将军领导下在巴黎市政厅成立了一个“国防政府”,朱尔·法夫尔(Jules Favre)任外交部长,莱昂·甘必大为内政部长。该政府做的第一件事是宣布成立共和国。此时德意志军队继续挺进:9月18日开始包围巴黎,9月23日图勒(Toul)投降,四天后斯特拉斯堡投降。10月7日,甘必大乘著名的热气球离开首都,从图尔号召法国人进行民族抵抗。10月底梅茨要塞(Festung Metz)落入德军手中。
色当的胜利在德意志受到欢呼,甚至被拔高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神意裁判。德军在军事上的成功帮助一项扩张性战争目的——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在公众舆论中引起强烈反响。在南德意志这种呼声比在北方出现得更早,也更强,自由党和民主党人强调的是德意志面对西部邻国的安全利益,但天主教徒也想到了在未来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中有利于自己的教派权重方面的变化。
1870年8月底,一位来自萨克森、自愿成为普鲁士人的民族自由党人——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为这两个地区的回归进行了最强烈的辩护。在由他出版的《普鲁士年鉴》中他援引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的话写道,德意志人比被法式生活教坏了的阿尔萨斯人自己更了解什么能让他们变虔诚。“我们想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志让他们做回自己……一个民族的精神不仅仅囊括同时代的人,而且也包括先后生活过的祖先。我们违背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之被误导的意志,援引那些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的意志……阿尔萨斯人过去学了蔑视分裂的德意志,一旦普鲁士强有力的手教育了他们之后,他们将学会爱我们。”
自从解放战争以来,没有哪个作者像特赖奇克这样如此清晰地剖析过德法双方对民族的不同理解:前者推崇主观臆想的族群之客观确定以及语言和出身;后者重视个人的主观意愿和对一种政治制度的选择。来自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的自由派宗教学者和对历史中的耶稣进行探索的创始人——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在与其同样著名的巴黎同行——东方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一封公开通信中得出了与特赖奇克相同的结论,尽管他比后者更强调德意志的安全。“我们德意志人”,他在1870年9月29日写道,一定“是最大的傻瓜,如果我们不再想要曾经属于我们,也是我们的安全所需要的地盘(但也仅仅是为了安全所需要)”。
勒南自己承认,他将普法战争看作是 文明所能遇到的最大不幸。几乎一年后,1871年9月15日,他同样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阿尔萨斯从语言和种族上看是德意志的,但它不愿成为德意志国家的组成部分,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的政策是国家法的政策;您的是种族政策;我们相信,我们的政策更好。被过分强调的人类种族划分——且不论这种划分是基于一个错误,因为很少有哪些国家确实是由单一种族组成的——只能导致毁灭性战争,导致动物学意义上的战争……这将是被称作人类的混合物的终结,这种肥沃混合物种类繁多,全是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您在世界上举起了人种学和考古学政治的大旗,而不是宽容政治的大旗;这种政策将带来致命后果……您怎么能相信斯拉夫人不会照方抓药?他们总在各方面步你们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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