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并非整个启蒙运动,而只是其中的某个流派与恐怖统治有一定因果关系。卢梭的很多构想,罗伯斯庇尔试图将其付诸实践。如果公共利益不是不同利益妥协的结果,而是最高立法者凭借居高临下的洞察力所决定的,那么它也能规定人民必须合乎理性地去向往什么。卢梭遗产的特点是其对待历史的非历史性做法。当国民公会中的男人——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一样——把自己视为再生的罗马人并自比为格拉古(Gracchen)家族的两位保民官——喀提林(Catilina)阴谋追随者的控告者,小加图(Cato),或是谋杀恺撒的凶手布鲁特斯时,他们故意忽视了一个事实:法兰西共和国不想成为罗马共和国——一个奴隶社会。
我们在温和与激进派革命者那里同样找得到的进步观也是非历史性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孔多塞作为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成员于1794年3月被捕入狱,两天后在狱中自杀(若不是因筋疲力尽而亡的话,这不太可能)。他在最后于1794年出版的有关人类心灵进步之发展的书中,还认为基督教该对罗马和整个古代科学与哲学的沉沦负责。根据孔多塞的观点,基督教是敌视科学与自由的,西方自数次十字军东征以后,一切进步都必须与这个宗教激烈抗争才能获得。
基督教在自由的历史中做出了什么贡献,这位启蒙运动者是视而不见的。卢梭和孔多塞都意识不到中世纪的政教分离中蕴含着多少促进自由的力量。孔多塞不是局外人。法国大革命的宗教政策——在国家的优先权方面——与法国国王的国家教会政策“高卢主义”明显一脉相承。因此这也非常适用于确证托克维尔的观点,即革命在一些关键领域中继续了专制的工作。从国民制宪议会,经国民立法议会到国民公会,宗教政策都致力于不仅对作为机构的教会,而且对公民的信仰进行国有化。罗伯斯庇尔的“公民宗教”其实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一种比较温和的表现形式。从这样一种宗教的去个人化中是不可能生发出自由意识的进步的。
法国的革命者很难意识到,他们自己受了基督教传统多大影响。当他们在共和国的各种节日中模仿教会仪式时,他们感觉这是在表达从基督教中解放出来的手段。当他们成为男女公民生活的看守人时,他们继承的是此前教会扮演的角色。但只有很少数人能够弄明白,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有很长的基督教前史。如此看来,反对传统的宗教也是在反对法国大革命被忘却的源头。
这也是为什么1793/1794年的恐怖不能用来反驳1789年的理念。不可剥夺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包括人民的政治自决权利,自1776年美国人和13年之后法国人提出这些权利以后,它们就不再能从这个世界被铲除。大西洋两岸的革命例子提供了学习榜样。美利坚合众国只有一个必须要战胜的外部敌人——殖民的母国,从这一点来看其革命任务稍微容易一些。对于革命的法国人来说,他们要在内忧和外患中战胜对手。美国人鉴于其英国渊源拥有分权的经验——“制衡”和代议制民主,这是法国人不具备的。谁如果不仅要赢得自由,而且想长期保有它,遵循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和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见解会是不错的选择,后者吸收了前者的理念。
法国大革命在其受到最大威胁时产生了一种凝聚力,人们可以猜测到,这种凝聚力将会被模仿。法国人认为,他们的民族主义与欧洲其他民族的利益是兼容的,他们视自己为人类解放的开路先锋。顺理成章,谁令人信服地声明拥护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原则上就可以成为法国人。谁想成为法国人,自然必须掌握法语——人权的语言。这不光是对外国人的要求,而且也是国民公会1794年初对那些母语不是法语,而是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意大利语或德语的省份中公民的要求。
革命的法国通过把与民族的关系提到高于其他关系的地位,而成为现代民族主义的开路先锋。古老的权威——教会和君权神授的统治者的凝聚力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被启蒙运动动摇了,所以其他地方也需要一种具有新形式的凝聚力。问题是,法国境外的民族主义也崇尚人权和公民权利,还是仅仅会注重纯粹的民族价值,如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1789年后的第一个十年没人知道,其他国家是会像法国那样与基督教彻底决裂,还是会追求一种民族感与传统宗教的衔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法国已经经历的1789~1794年的大动荡还远远没有结束,它们对整个欧洲构成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旧大陆处于一个深刻的精神、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代,其结局尚难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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