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措施自然几乎没能得到贯彻:即使在雅各宾派内部对这种严重侵犯私有财产的做法也存在很多疑虑,许多迹象表明,这种保留和恐惧是导致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及其最亲密盟友们倒台的原因之一。《风月法令》符合埃贝尔身边科德利埃俱乐部成员的要求。埃贝尔和“埃贝尔派”(Hébertisten)被送上断头台后,“街区群众”想施加压力却缺乏具有行动能力的领袖。
国民公会的社会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贫困农民现在也能获得小块被没收的土地,这些地早先属于移民们。小块土地拥有者给法国的农业经济打上了烙印,因为这些人仍旧占有酬就业人口中的大多数,整个法国社会直到20世纪都受其影响。其后果是自相矛盾的:战胜和打碎封建大地主土地占有方式的革命成果,反过来又成为保持前工业结构和前工业心态的保证,即起了保守作用。
雅各宾党人的社会政策还突出表现于其在象征性的政治领域小心翼翼策划的活动: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引入一种共和历。新纪元开始于法兰西共和国宣布成立的那天:1792年9月22日被追溯为元年的葡月1日。新的月份名称顺应“自然”,与季节密切相关。葡月是收获葡萄的日子(vendange),接下来的雾月是雾(brume)多的季节。风月是冬季,大部分在3月,热月在夏季,三分之二在8月。革命历法的12个月各有30天,每个月分成3旬,每旬10天,其中包括极其不受欢迎并继续被忽视、已经被取消的基督教的礼拜天。所缺的五天(闰年时六天)被作为“无套裤汉日”置于果月(Fructidor)之后,也就是从前9月的第三个星期。
与以往历史的决裂有很高的象征性:革命的法国告诉整个世界,法国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有别于那些允许君主、神职人员和贵族压迫自己的其他民族。共和历同时在宗教政策方面也是一种刻意挑衅:雅各宾党人把法国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宣布为比耶稣的诞生还要深刻的历史转折点,耶稣的诞生曾为欧洲的其余部分以及世界上受欧洲影响的地区开创了新纪元。
雅各宾派内部就对待基督教的正确态度长期无法取得一致。他们之中有像埃贝尔这样的激进无神论者,他们拒绝任何一种宗教,也有丹东那样的主张宗教宽容的人,以及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Pierre-Gaspard Chaumette)一类的决定反对基督教,崇尚一种新的理性宗教者。后一类人果断参加了巴黎市于1793年11月10日举办的那次理性节,该节日先是在巴黎圣母院揭开序幕,后转到国民公会接着庆祝: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头上戴雅各宾派小红帽,扮演理性女神。在肖梅特提议下,国民公会当天决定,把巴黎的前主教堂改为理性神庙。
作为坚定的自然神论者,罗伯斯庇尔既强烈反对有目的的去基督教化,更坚决反对无神论。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贯彻卢梭所推崇的“公民宗教”。无论人们私下信仰什么宗教,对“正直”的人而言关键的是有一个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至上崇拜。他坚信,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公民宗教,爱自由、爱共和国和爱祖国才能在民族的灵魂中永久扎根。1794年5月7日,共和二年花月18日,罗伯斯庇尔向公安委员会提交了一项法令草案 ,这项草案立即获得通过。法令中说,法国人民承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它认识到,对最高主宰的最好崇拜即是完成人类应尽的责任。”
在罗伯斯庇尔倡议下,共和二年牧月20日(旧历1794年6月8日——圣灵降临节)为向最高主宰表示敬意在杜伊勒里宫花园举办了庆祝活动。庆典交由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安排。所有的阳台都挂着共和国的蓝白红三色旗。罗伯斯庇尔发表了类似布道的讲话,从大卫手中接过一个火炬,用它点燃了一个象征着无神论的纸板人;然后从其灰烬中显现出智慧的象征物(令人尴尬的是,熏得有些黑)。罗伯斯庇尔再次简短讲话后,群众队伍穿过城市来到战神广场。专门为这一天所作的一首赞美诗式的颂歌是以这样的合唱结尾的:“在我们放下胜利之剑前,我们发誓要消灭犯罪和暴政。”
共和二年雨月19日,即1794年2月7日,罗伯斯庇尔曾向国民公会详细解释过其基本原则。革命的目的是“和平地享受自由和平等,其相关法律不是刻在石头和大理石上,而是铭刻在众人心中,甚至包括忘记了这些法律的奴隶的心,以及否认这些法律的暴君的心”。革命造就的秩序被罗伯斯庇尔称为民主;他将民主描述为一个国家,“其中人民作为主权者在它亲自制定的法律监督下做一切它有权做的事,并通过其代表做一切它自己无法直接去做的事”。民主的人民政府的基本原则被他指定为“公共道德,它在希腊和罗马创造了许多奇迹,它还将继续创造令人更惊奇的奇迹。这种道德不外乎是对祖国及其法律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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