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创建是一种行为,通过它共同体本身得以构成,但同时行为者——为了权威能正常运转——退出行为,他通过“原始契约”(original compact),也就是以契约和信托方式,将权力进行了转让。创建国家同时意味着选择国家的形式。洛克按照自古以来常见的划分方式将国家形式划分为民主、寡头和君主制,后者又可以采取世袭或选举方式。洛克认为有一种国家形式与公民社会无法相容:君主专制。这种政体迫使人们继续生活在自然状态,保留了其所有不便。
洛克认为混合政体(“政府的混合形式”[mixed form of government])是完全可行的,它综合了不同政体的多种元素。在此,他秉承了一种可敬的传统,该传统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首先是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Polybios,约前200~前120年)。洛克没有引用后者的话,但在17和18世纪他的著作被广泛阅读。波里比乌斯视罗马共和国为一种理想的政体模式,它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各自的优势,正是这种混合让罗马得以避免其中任何一种国家形式的独大,从而也避免了“各政体的轮番登场”。波里比乌斯把“各政体的轮番登场”理解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过程:先从君主制走向暴政,然后从那里发展到寡头政治,经过民主走向众愚政治,这是一种脱缰野马式的群众暴政,最后又会回归新一轮专制。[14]
在波里比乌斯推崇的混合政体中,各机构的平衡带来整个国家的平衡。这样这位古代历史学家就开了“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学说的先河,洛克虽然没有谈到这一点,但其理论却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洛克的混合政体是英国的。立法机构创建在三个不同的主管部门的相互作用基础上:一位世袭的君主,他是常务最高行政权力的载体,因此有权召集或解散另外两个主管部门;世袭贵族大会,在英国为上议院;人民选出的(有固定期限的)议员大会,即下议院。 这里君主、贵族和民主的诸因素也在共同起作用,以便各自都能扬长避短。
这样一种经过规定的“联合体”(Commonwealth)的目标——正是为了这一目标人们才选择了立法机构并赋予它权力——不外乎“创建法律法规,以维护和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为此要节制和限制社会各部分或成员的权力及统治”。
洛克认为在宪制政体中,立法机关是所能存在的最高权力。一切其他权力都在立法权力之下,但立法权力所拥有的也只是一种派生的,通过契约由人民赋予的权力。这是一种“为了特定目的行事的信托”权力。
立法机关必须遵守所公示的普通法;它不可以追寻民生以外的任何其他终极目标;没有人民或其代表众议员们的同意,它不能提高对人民财产的税收;禁止它把立法权委托给任何其他人。一旦立法机关的行为损害共同体利益(公共财产),从而违反自然法,它将失去人民的信任。还不止于此:这种行为让政府解体,令共同体得以甚至是必须重新亲自动手捍卫自己的权利。
只要一个立法机关遵守自然法,也就是说不是任意胡为,人民就不再有权力亲自行动:这是洛克持有的,前后一致的代表性政府体制的逻辑。与立法机关职责有别的是行政机关,它负责法律的执行。然而这并不是它的唯一任务,它还必须抉择有关结盟和战争的事情,因此承担着对外代表国家利益的责任:洛克为这种能力引进了联盟权(föderative Gewalt)的概念。洛克不同意给司法机构以自我权力的地位。但他认为必须承认法官、他们的公正以及权威,能根据适用的法律裁定所有纠纷。存在这种“尘世法官”(irdischer Richter),按照洛克的观点,是区分公民社会与自然状态的分界线:这种信念把他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年),著名的清教徒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作者联系到一起。弥尔顿也写过许多受到广泛阅读的政治和国家理论性论文。
分权在洛克那儿并不意味着权力的互相隔绝,至少在立法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上不是这样。行政权力的最高承载者同时也是立法权的组成部分。(“君临国会”的示范意义在此是不言自明的。)最高行政权的持有人受立法机关的约束,只要他实施法律。 作为拥有联盟权的人,他不受立法监督。这同样适用于“特权”:这个领域是没有任何法律防范措施的,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甚至是采取表面上有违法律的行动,或是统治者根据传统而拥有的赦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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