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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立与公共意志:从洛克到卢梭

与霍布斯一样,洛克也认为国家的形成是对不如意的自然状态的一种回答。但比较年轻的作者所描述的这种状态要比更为年长的那位作者的描述少了许多阴暗,因此洛克对人的形象的描绘也与霍布斯相去甚远。人对人不再是狼;他可以拥有理智并能判别对错,他拥有财产。当他使用暴力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补偿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只要还没有尘世的法官存在,他就会求助上苍作为法官来处理自己的事情,靠一种不成文法——自然法。但这种办法不能有效地提供财产保护,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许多个人结成了一种共同体或一个国家。这样他们就组建了“一个单一的政治体(one Body Politick),其中多数人有采取行动的权利,并且还可让其他成员一起承担义务”。

“政治体”这个概念不是洛克新创造的。詹姆斯一世时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和托马斯·霍布斯就已经使用过它。但他们也不是这一比喻的发明者,1250年左右的文森特(Vincenz von Beauvais)类比基督徒将教会描述为“基督奥体”(corpus Christi mysticum),首次谈到“共和国的奥体”(corpus rei publicae mysticum);而且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有了关于国家和身体的比喻。

与霍布斯的观点不同,洛克认为随着国家的产生人的自然权利并未失效;相反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它们仍保有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包括一种权利,即反抗国家的权力。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法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为自然法辩护的理智教导所有人,如果他们只想征求建议的话,鉴于大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所以任何人不得危害他人的生活、健康、自由或财产。所有人都是唯一的造物主创造的,他们是按照独一无二、至高的主的命令和委托降临世上的。他们是他的财产,因为他们是他的作品,由他创造,他们所能存在的时间全凭他的喜欢,而不是因为他们彼此间的取悦。”

洛克多次提到上帝并一再援引《圣经》,但这并未使他免遭后来的作者的指责——其中包括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他们认为他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他实际上是享乐主义的代表,其对自然法的解释完全追求的是个人幸福,只是出于战术原因他才引用了许多传统的自然法专家理查德·胡克(1554~1600年)的话,用胡克的《教会政府的法律》(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为自己进行再保险。很多迹象表明这种论点并非捕风捉影。洛克的自然法学说有较大波动和许多矛盾,追求幸福对他来说确实是人类除了自保外的一种最高价值。洛克不愿承认背离了传统的基督教对自然法的观念:在他看来,即使是上帝也必须快乐生活。

与洛克相比,德意志国家法教师塞缪尔·普芬多夫(Samuel Pufendorf,1632~1694年)在研究霍布斯对自然法的“现实”修正,以及对自然法理论的发展方面做出了更多贡献(洛克曾深入研究过普芬多夫的著作)。德国政治学家瓦尔特·奥伊希纳(Walter Euchner)曾谈到“新享乐主义挖空了传统的自然法”,这是一种继承了古代哲学家伊壁鸠鲁衣钵的思想倾向,除了法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年),洛克也可被归于此派。奥伊希纳补充道:“洛克的自然法学说特别适合用来研究从封建的、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思维向开明的、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思维过渡的问题。”当然,正如施特劳斯正确指出的,在《政府论(下篇)》中,反正“与其说是哲学家洛克,不如说是英国人洛克在发表意见,而且他不是把哲学家,而是把英国人当作自己的读者对象”。[13]

如果洛克把国家创建学说引回到为财产寻求保护的愿望上去,他的论据似乎纯粹唯物,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作为有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言人。但首先,他理解的“财产”要远远超过单纯的物质财富,而是生命、自由和财产。其次,不仅是大宗财产,而且每件微小的财产都要受到共同体给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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