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事业还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2003年年末,阿米和我开始“路演”,最先找到了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他是一名知识分子,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列奥·施特劳斯的门下学习过。沃尔福威茨在中东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是个传奇。左翼知识分子总说他是好战总统的“黑暗王子”。
我们几年前就见过面,一个共同的朋友帮我们安排了在五角大楼的会面。虽然之前听过种种传言,但我走进沃尔福威茨的办公室时,心里还是充满希望的。也许只是一厢情愿,但我想,列奥·施特劳斯是评论法拉比的专家和伟大学者,而他的门生不可能如传言中那么坏。的确,这位传说中的鹰派人士其实极其和蔼可亲、迷人,也很理性,他很希望听听我们的工作。
几个星期后,沃尔福威茨在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外交学院(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发表演讲,介绍了布什总统的两国愿景。他对听众们宣布,有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支持总统的愿景。“我是怎么知道的呢?”他自问自答,“嗯,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大型的草根运动……他们支持的原则,看上去基本倾向于‘两国方案’的‘路线图’。”他提起我们俩的会面,并总结我们的策略是“调动双方渴望和平的大多数人,这样反对[和平]的极端分子就会被孤立”。
接着,阿米和我又在白宫旁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办公室见了负责人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他和沃尔福威茨一样,是传言中新保守主义派的思想家,坚定支持以色列。作为“白宫的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近东和北非事务高级负责人”,正是他让小布什和他的团队倾向于支持沙龙。就连他的私人生活似乎也是我们要逾越的障碍:他与《评论杂志》(Commentary Magazine)的犹太主编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有姻亲关系。阿米觉得说服他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是去了。
会面一开始,艾布拉姆斯如我们所料,重述了中东所有的和平阻碍:阿拉法特不可信任,需要被取代;以色列有权武力反击恐怖主义,在巴勒斯坦人放弃暴力行动之前,不应该考虑作出任何让步;要等每一个恐怖分子都入狱了,才能实施“路线图”;诸如此类。他还对巴勒斯坦的腐败发表了几句观点。这些都完全在我们预料之中。
我们并不想卷入争论,于是对他的话表示同意。“对,对,对,”我们很敷衍地说,“现在开始谈正事吧。”我们对他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除非在后面附上两页纸,否则美国政府的“路线图”是没用的,而这两页纸上的内容恰恰符合布什总统的愿景。
我们解释说,布什总统的“路线图”的确高尚宏伟,但没有足够清楚地指出我们去向何方。方案里没有提到两国的国界问题,以及犹太定居点与难民的处理问题。我们的计划则给“路线图”提供了一个目的地。这和路线本身同样重要。我们的计划将人民置于决策者的位置,争取到了必要的大众支持;这样一来,双方的极端主义者都有所式微,他们的企图和关注点和普通人完全不同。
最后这一点引起了艾布拉姆斯的注意,办公室里的气氛变了。他坐直了,说要看看我们的文件。读了之后,他伸出一根食指指着我们。“听我说,”他解释道,“我们认为不可侵犯的并非‘路线图’,而是背后的愿景。那才是我们尽心尽力想要达成的。”
走访其他官员时,我们也得到了类似的回应。科林·鲍威尔请自己的发言人宣读了一份声明:“人们[比如我们]作出努力,要鼓励……和平愿景的达成,国务卿先生非常欢迎这种努力。”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前国防部部长和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和另外五位美国内阁成员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支持“目标地图”。他们还发表了声明:
我们相信,取得进展的最好办法,是在渐进过程的一开始而非尾声,说清一个公平、持久方案的所有基本原则。推迟最后的结果,只能让双方的极端主义者持续阻碍进展。
在以色列,“目标地图”算是漂亮地赢下了一场“对抗赛”。我们被邀请去2004年的赫兹利亚会议(Herzliya Conference)展示这个计划,那是以色列和全世界金融、政治、学术领域的犹太精英的年度会议。这个会议在以色列的政治分支上是偏保守派的,但通过逐渐进步演化,已经成为一个论坛,介绍关于以色列面对战略问题的新观点和思考。通常,时任总统每年都会在会上向全国致辞,这算是以色列版的国情咨文。
参会期间,我们参加了关于结束冲突的各种策略的小组讨论,并展示了自己的想法。除了我们之外,约西·贝林和亚西尔·阿比德·拉布则讨论了他们的《日内瓦协议》(Geneva Accord),而前俄罗斯夜总会保镖和以色列右翼党派“家园党”(Beiteinu Party)创始人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则讲了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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