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体倾向和平的东耶路撒冷,争取到民众支持是相对容易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在巴勒斯坦人聚居区的得失,即杰宁、纳布卢斯、希伯伦、加沙和各个难民营。在那些地方,电话和网络是没用的,必须要有人挨家挨户地游说,请大家做以前从来没做过的事。巴勒斯坦人习惯了观看决策者手上拿着笔在华盛顿或开罗签署协议,从来没人把笔放到他们自己手里。更糟糕的是,我们想要人们做的,完全与公众情绪背道而驰。光是挑战一项禁忌就够难的了,我们要一次挑战多个禁忌:对暴力的狂热崇拜,对殉道者的神话,以及能够“惩罚”以色列人的幻想。除此之外,关于难民回归权的条款,还要求大家放弃他们最为珍视的幻想,而眼下是战争时期,幻想是最甚嚣尘上的。
抛开这些心理障碍不谈,我们光是在路上来回就会面临很多实际问题。军队设立的各种检查站让被占领土变成无法预测的迷宫。你在路上开着开着车,就会遇到坦克或推土机,只好再换一条路。从A点到B点要绕很多小路,碰到很多死胡同,才能辗转来到目的地,有时候可能还到不了。
初始阶段,就算是拿巴勒斯坦身份证的人,都还得再持有军队签发的许可证,才能在被占领土各区域之间来往;而这类许可证是很难拿到的。有时候我必须临时开到田地上,自己开辟出一条路。面对同样临时的路障,我的怒气直线上涨,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很多人比我更艰难,他们只能非法通过,有的是步行,有的是骑着驴,都冒着被狙击手击毙的危险。
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能帮助我们赢得全国上下支持的人,不会是学者或城市里的教授,而只能是各个地方的草根活动人士。因此,我找到了自己认识的法塔赫地方领导人,有些是第一次大起义时期的旧交。和阿米在帝国饭店举行第一场签字仪式时,我就已经找到了拉姆安拉、伯利恒和希伯伦的活动人士入伙。
我还去找了约旦河西岸地区一些来往最久的朋友,想讨论清楚为HASHD建立草根基础的最好办法。我最早去的几站之一,是拉姆安拉的萨米尔家。萨米尔的两个儿子都在以色列监狱中服刑,他认真听着我向他解释“目标地图”背后的逻辑,并不时赞赏地点点头。他很喜欢这个想法,但也警告我说,一定会遭到猛烈的反对,要是我不想惹上太大麻烦,就一定要去争取法塔赫重要人物的支持。他们只要说句话,就能打开所有我需要的门。
一天,有人造访了我位于阿布迪斯的大学办公室。来者是伊萨·阿布·伊拉姆(Issa Abu Iram),希伯伦地区有名的法塔赫成员。
他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倡议中来,并表示可以帮忙争取更多的支持。我始料未及,感觉仿佛这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我推断,他在民众里的威望能帮我们获得说服激进主义者的渠道。阿布·伊拉姆和我相识多年了。第一次大起义时他和阿布·吉哈德联系密切,一直是法塔赫高级委员会成员,后来他在枪战中打伤一名犹太定居者,被捕后在监狱中服刑9年。1992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他被释放,在预防性安全研究院和贾布里勒共事。(大部分针对潜在自杀式爆炸袭击者的审讯都是由他来做的。)我知道他对眼下这场战争的立场:他同意贾布里勒的说法,这是沙龙的陷阱,要让巴勒斯坦人更深地陷入暴力的泥潭。
“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做。”我向他解释了“目标地图”的一些细节后,他毫不犹豫地表态。
他的建议很简单。“要避免我们俩被枪杀”,需要从“老虎”中找到民间领袖;所谓“老虎”是街面的“黑话”,指的是在以色列监狱中坐过牢,或者曾因反追踪而被迫隐匿的人。坐过牢和逃过命,让他们在那些难民营之类民风粗犷的地方具有一定的威信,也让他们能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奋起捍卫自己的立场。别人绝不会指责他们叛国、当“巴奸”,或说他们被间谍的一页传单吓倒。最终,我们招募的所有民间领袖几乎都是“老虎”,大部分都曾在以色列监狱中坐牢多年。
我的朋友法赫德,圣城大学阿布·吉哈德政治犯事务中心的主任,成了拉姆安拉地区的负责人。我选了一个因杀“巴奸”而在监狱里待了11年的人来做图勒凯尔姆办事处的负责人。我们在希伯伦的负责人,是来自难民营的法塔赫领导人,曾坐牢10年,后来为贾布里勒工作。纳布卢斯的负责人是阿布·吉哈德曾经的助手。还有位民间领袖——恰巧是我的保镖之一——在第一次大起义期间经常在监狱进进出出,因为他是制作莫洛托夫燃烧瓶的专家。
约旦河西岸地区最为狂暴混乱的地方莫过于杰宁,这里是滋生“阿克萨大起义”极端激进主义的温床。这里的斗争比任何地方都要激烈,也都要无用。我们最终为杰宁找到的“老虎”,名叫穆罕默德,是杰宁大学法务部的负责人。第一次大起义时他才16岁,在一次示威中大腿被子弹击中。他拼命逃跑,但因为腿部重伤没能跑远。以色列人把他关了起来。第二次大起义开始时,他的法学学位正读到尾声,没有加入战斗。但这没能让他躲过被捕的命运,因为辛贝特认为他一定是罪魁祸首之一。审讯者的办法还是老一套,上锁链,罩头罩,不让他睡觉,还有连续不断的逼问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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