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刊登了一篇报道称:“以色列情报部门开始追踪阿拉法特政府的成员,包括萨里·努赛贝。”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将数百名活动人士投入以色列监狱。老朋友萨米尔最小的儿子就因为一点小事,被判入狱三年。(他的另一个儿子因为杀了一名犹太定居者,已经被判终身监禁在服刑了。)身在拉姆安拉的马尔万忧心忡忡。之前以色列的“刺杀小队”对被占领土进行地毯式搜寻,他很幸运地逃生。“我不是恐怖分子,”被捕后的他说,双手握拳戴着镣铐,“但我也不算是和平主义者。我只不过是巴勒斯坦平民中的一个普通人,我只是在主张其他受压迫者也在主张的事——在缺乏别人帮助时自助的权利。”
“将军”行动顺利按计划进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状况滑向军阀主义。很多城镇都被所谓的“治安队”和小流氓把持,一脸稚气的年轻小伙拖着机关枪到处走。这样一来,以色列的宣传鼓吹工作就好做了。只要是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有哪一个会跟这样一群人坐下来谈判呢?
从拜特哈尼纳开车去耶路撒冷办公室的路上,我常常会看到拉姆安拉上空烟火升腾,似乎是哪里又燃起了葬礼的柴堆。我那两个警惕性很高的保镖经常盯着天上,防止以色列的某个小分队会从低飞的阿帕奇直升机里袭击我。黑暗之中的我们很清楚,爆炸之前,我们只会看到一道光闪过。
我在大使酒店和意大利大使一起关注了电视报道,看着以色列的推土机将穆卡塔的大部分地方夷为平地。我突然接到电话,是阿拉法特办公室内部人员打来的。我们商谈了一下,希望为困在宅邸里的人寻求某种国际保护,之后那个人将电话递给了阿拉法特。我向他承诺,一定会尽己所能帮他脱离困境。
“他们会杀了阿拉法特吗?”和我一起在大使酒店的一位大学职工问道。他就是那名曾经和哈马斯追随者在我办公室里吵了10个小时的支持法塔赫的学生。
“这个我存疑。”我知道他们不会。沙龙需要阿拉法特,这样他那句口头禅才有意义:“没有能谈的人。”
作为耶路撒冷的巴解组织代表,我也是孤立无援。毕竟我所在组织的领袖团体目前正躲在拉姆安拉一个被炸毁的宅邸中,指望他们给我什么预算或任何形式的帮助,那可就太荒唐了。我的职责也很少,基本上就是确保红十字会能够积极响应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各个地方发过来的紧急求救,偶尔去跟外使团体会个面,零零散散地接受些采访并公开亮相。
我尽力了,我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坦克包围了穆卡塔,我则组织了每日的和平守夜,就像曼德拉坐牢时南非抗议者所做的那样。我们每天的抗议行动就是和各色人等走过大马士革门,坐在台阶上,手里拿着几支橄榄枝和一些蜡烛。
作为应对围困战的专家,阿拉法特成功地让很多人联合起来支持他,甚至包括那些已经厌倦他统治的人。“阿拉法特也许是个很糟糕的领袖,”很多人说,“但只要沙龙还困着他,我们就会和他站在一起。”而平民大众就不一样了。对于阿拉法特的命运,他们只不过是事不关己地耸耸肩。我了解大众民意的渠道通常是商店店主和出租车司机,而我得以各种好言相劝,哄着他们去参加抗议。
我抓住每一个时机,请客人和朋友去参加守夜活动,哪怕就是为了让我和我的伙计们有个伴儿。一天,《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一名记者来到大学办公室,我说服他一起去抗议现场。他在文章中称我为留着“肯尼迪发型”的“孤独预言家”,说我警告巴勒斯坦同胞“他们对以色列人发起的残忍斗争不会终结占领,只会导致灾难”。但我的所作所为显然收效甚微:“为了树立非暴力的榜样,努赛贝每天午后都会带着一些人进行最温和的示威,地点在大马士革门,中世纪时耶路撒冷旧城的入口。‘怎么说呢,我们之前一直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告诉我。”
圣城大学受影响最大的部门是库塔布位于拉姆安拉的现代传媒学院。以色列军队入侵拉姆安拉时,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控制媒体,所以士兵径直奔赴电台和电视台。有些士兵还带去了不健康的家庭娱乐手段。夺取媒体之后,士兵逮捕了之前的员工,开始播放色情片。
圣城大学的教育电视台倒是有两日的“缓刑”喘息,因为我们的媒体大楼在拉姆安拉外围。被入侵期间,我们除了平时的节目,还补充了我们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一起制作的纪录片,帮助父母和孩子应对暴力留下的创伤。我们还会公布医疗服务信息,公布医院的地址、救护车服务的电话,也播放一些急救知识。
最终,坦克还是在播放动画片的时候开了进来。士兵闯入办公室,用枪逼着员工,押到地下室关了几个小时。与此同时,整栋大楼都被占领了。传媒中心变成临时监狱,关押城里被逮捕的人。
一开始,士兵悄悄用色情片代替动画片。上级官员很快终止了这种行为,命令士兵将所有的传输设备、电视摄像机和视频资料从四楼窗户扔出去。我们在新闻通讯中描述了此事,一次哈马斯制造的爆炸事件,最终导致一个制作“巴以芝麻街”的机构被毁灭:
圣城大学教育电视台……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在占用儿童节目时间播放色情影像之后,以色列军队进行了现场破坏,用工具狠狠砸碎了播放设备,将电脑和其他东西扔出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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