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上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时机已到,每一个被卷入冲突的人,都应该选择和平、希望与生。
——乔治·沃克·布什总统,2002年6月24 日
两年来,我都没去过家族的墓地;所以有一天,我去了西耶路撒冷的一个公园散步。我的目的地是一个古老的穆斯林公墓,被夹在沃尔夫森公园(Wolfson Park)和耶路撒冷档次最高的酒吧街之间,显得非常逼仄。听着年轻人成群结队地发出刺耳的嬉闹声,我找到一位14世纪先祖的陵墓。有着厚重外壁的坟墓被上了锁,但这一代爱泡吧的年轻人还是通过小小的格子窗户,往里面扔了啤酒瓶、吃了一半的糖棒,以及避孕套包装、烟头之类零零碎碎的垃圾。墓碑上没有名字,看不出来我们家族在耶路撒冷的悠久历史。两年前,我试图在这座墓上加一个小小的板子,说明长眠其中的人姓甚名谁。第二天,耶路撒冷市政当局就把板子撤了。就因为我没有许可证。这座被遗忘的坟墓,看着让人无比伤怀,我想起努赛贝家族的三代人:14世纪的先祖,父亲,还有我。我脑中掠过一些有关时间和变化的奇思异想。我站在家族的纪念碑前,抬头看到的是阿帕奇直升机和F16战斗机轰鸣着前往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各个城市,这是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首次发动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全面入侵。
入侵已经开始。《简氏外事报道》中提及的导火索,史称“公园酒店逾越节大屠杀”(Park Hotel Passover Massacre)。2002年3月,一名哈马斯敢死队员以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方式,冲入逾越节宴席中,造成30名酒店客人死亡,140人受伤。行径如此恐怖,罪行如此严重,没有任何政府能坐视不管。沙龙是肯定要采取行动的。但他和他的以色列参谋们根本对惩罚罪人不感兴趣,他们的大规模反击甚至都没有对准加沙的哈马斯。瞎子亚辛继续高枕无忧。沙龙的入侵则与《简氏外事报道》上完全一致,经过了精心策划,也非常符合逻辑常理,他发起重击,要消灭巴勒斯坦当局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残余部将。
入侵行动被称为“铁拳”(Iron Fist),首先是炸毁了阿拉法特的穆卡塔官邸,让他和助手们没有食物可吃,也无水电可用。阿拉法特出现在阿布扎比的电视节目上,表现出明显的帕金森病的症状,不停颤抖着,叫人感叹革命者老矣。他态度坚决,在废墟之中表示不屑。“伟大的真主,”他咕哝着,“你到现在还不了解我吗?我是随时准备就义的烈士。”下面这句话他重复了三次,“愿安拉赐予我殉道的荣光。”
坦克和装甲车遍布约旦河西岸地区各个城市,狙击手在屋顶上各就各位。平民死亡人数很多,而且对方还会攻击试图抢救伤者的救护车和医生,导致死亡人数进一步飙升。以色列人炸毁了我的儿子曾经就读的学校,那是一所倡导和平的贵格教会学校。另外还有90所学校也惨遭以色列军方的毒手。
在我看来,巴勒斯坦人对此束手无策,最清楚的信号就是入侵令人们对自杀式爆炸袭击更为狂热。巴勒斯坦的民意已经被煽动到了对暴力极尽谄媚吹捧的地步,仿佛暴力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伯利恒的一位民兵领导人说:“要在以色列的城市发起抵抗,一路从加利利破坏到开罗。”年轻人中的情况更糟糕,他们觉得“殉道英雄”是大明星。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领导人告诉美国记者:“数千名年轻男女已经做好了自爆的准备。这是一个新现象。你根本想不到规模有多大。”所有的孩子都开始接受使用枪支和跨越火线的培训。常有所谓的“巴奸”被歇斯底里的暴民处以绞刑。
入侵完全毁灭了巴勒斯坦当局本就不强的管理能力。以色列政治学家巴鲁克·基默林(Baruch Kimmerling)用“政治屠杀”来形容以色列政府的计划。在《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中,基默林给“政治屠杀”下了定义:“这是一个过程,最终目标是要毁掉某个民族的前景,毁掉他们的意志,让他们对视作家园的土地不再拥有合法的自决权与主权。”士兵洗劫了巴解组织的统计局,以色列警察关闭了阿拉伯商业联合会的各个办事处,除了基默林的观点,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吗?士兵还洗劫了巴勒斯坦教育部,毁坏了电脑,没收了资料档案。
贾布里勒的安全部门也早已式微,即使他下令反抗,也会不堪一击;何况他没有下令。这挡不住阿拉法特把贾布里勒列为失败者的典型——从第二次大起义开始,贾布里勒就一直在警告阿拉法特,恐怖主义会闯下大祸。在一次谈话中,脾气暴躁的阿拉法特举枪指着他,宣布他就此卸任。
英国《卫报》刊登了一篇报道称:“以色列情报部门开始追踪阿拉法特政府的成员,包括萨里·努赛贝。”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将数百名活动人士投入以色列监狱。老朋友萨米尔最小的儿子就因为一点小事,被判入狱三年。(他的另一个儿子因为杀了一名犹太定居者,已经被判终身监禁在服刑了。)身在拉姆安拉的马尔万忧心忡忡。之前以色列的“刺杀小队”对被占领土进行地毯式搜寻,他很幸运地逃生。“我不是恐怖分子,”被捕后的他说,双手握拳戴着镣铐,“但我也不算是和平主义者。我只不过是巴勒斯坦平民中的一个普通人,我只是在主张其他受压迫者也在主张的事——在缺乏别人帮助时自助的权利。”
“将军”行动顺利按计划进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状况滑向军阀主义。很多城镇都被所谓的“治安队”和小流氓把持,一脸稚气的年轻小伙拖着机关枪到处走。这样一来,以色列的宣传鼓吹工作就好做了。只要是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有哪一个会跟这样一群人坐下来谈判呢?
从拜特哈尼纳开车去耶路撒冷办公室的路上,我常常会看到拉姆安拉上空烟火升腾,似乎是哪里又燃起了葬礼的柴堆。我那两个警惕性很高的保镖经常盯着天上,防止以色列的某个小分队会从低飞的阿帕奇直升机里袭击我。黑暗之中的我们很清楚,爆炸之前,我们只会看到一道光闪过。
我在大使酒店和意大利大使一起关注了电视报道,看着以色列的推土机将穆卡塔的大部分地方夷为平地。我突然接到电话,是阿拉法特办公室内部人员打来的。我们商谈了一下,希望为困在宅邸里的人寻求某种国际保护,之后那个人将电话递给了阿拉法特。我向他承诺,一定会尽己所能帮他脱离困境。
“他们会杀了阿拉法特吗?”和我一起在大使酒店的一位大学职工问道。他就是那名曾经和哈马斯追随者在我办公室里吵了10个小时的支持法塔赫的学生。
“这个我存疑。”我知道他们不会。沙龙需要阿拉法特,这样他那句口头禅才有意义:“没有能谈的人。”
作为耶路撒冷的巴解组织代表,我也是孤立无援。毕竟我所在组织的领袖团体目前正躲在拉姆安拉一个被炸毁的宅邸中,指望他们给我什么预算或任何形式的帮助,那可就太荒唐了。我的职责也很少,基本上就是确保红十字会能够积极响应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各个地方发过来的紧急求救,偶尔去跟外使团体会个面,零零散散地接受些采访并公开亮相。
我尽力了,我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坦克包围了穆卡塔,我则组织了每日的和平守夜,就像曼德拉坐牢时南非抗议者所做的那样。我们每天的抗议行动就是和各色人等走过大马士革门,坐在台阶上,手里拿着几支橄榄枝和一些蜡烛。
作为应对围困战的专家,阿拉法特成功地让很多人联合起来支持他,甚至包括那些已经厌倦他统治的人。“阿拉法特也许是个很糟糕的领袖,”很多人说,“但只要沙龙还困着他,我们就会和他站在一起。”而平民大众就不一样了。对于阿拉法特的命运,他们只不过是事不关己地耸耸肩。我了解大众民意的渠道通常是商店店主和出租车司机,而我得以各种好言相劝,哄着他们去参加抗议。
我抓住每一个时机,请客人和朋友去参加守夜活动,哪怕就是为了让我和我的伙计们有个伴儿。一天,《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一名记者来到大学办公室,我说服他一起去抗议现场。他在文章中称我为留着“肯尼迪发型”的“孤独预言家”,说我警告巴勒斯坦同胞“他们对以色列人发起的残忍斗争不会终结占领,只会导致灾难”。但我的所作所为显然收效甚微:“为了树立非暴力的榜样,努赛贝每天午后都会带着一些人进行最温和的示威,地点在大马士革门,中世纪时耶路撒冷旧城的入口。‘怎么说呢,我们之前一直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告诉我。”
圣城大学受影响最大的部门是库塔布位于拉姆安拉的现代传媒学院。以色列军队入侵拉姆安拉时,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控制媒体,所以士兵径直奔赴电台和电视台。有些士兵还带去了不健康的家庭娱乐手段。夺取媒体之后,士兵逮捕了之前的员工,开始播放色情片。
圣城大学的教育电视台倒是有两日的“缓刑”喘息,因为我们的媒体大楼在拉姆安拉外围。被入侵期间,我们除了平时的节目,还补充了我们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一起制作的纪录片,帮助父母和孩子应对暴力留下的创伤。我们还会公布医疗服务信息,公布医院的地址、救护车服务的电话,也播放一些急救知识。
最终,坦克还是在播放动画片的时候开了进来。士兵闯入办公室,用枪逼着员工,押到地下室关了几个小时。与此同时,整栋大楼都被占领了。传媒中心变成临时监狱,关押城里被逮捕的人。
一开始,士兵悄悄用色情片代替动画片。上级官员很快终止了这种行为,命令士兵将所有的传输设备、电视摄像机和视频资料从四楼窗户扔出去。我们在新闻通讯中描述了此事,一次哈马斯制造的爆炸事件,最终导致一个制作“巴以芝麻街”的机构被毁灭:
圣城大学教育电视台……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在占用儿童节目时间播放色情影像之后,以色列军队进行了现场破坏,用工具狠狠砸碎了播放设备,将电脑和其他东西扔出窗外。
不知为何,在人们感到恐惧惊骇、正常生活遭受威胁、有可能陷入混乱的时候,我反而应对得最好。也许这是继承了父亲的才能,他总是准备妥当,要迈出最佳的一步——当然他也只有那么一只脚。他从不言弃,即使国土折损大半,也不放弃希望。凭着坚强的意志力,他总是能客观看待形势,并充分加以利用。他也从不惮于进行痛苦的自我审视,这是达成自我解放的必要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在别人感到羞耻和挫败时,他总能发现新的力量。
战争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我做过一场讲座,在里面讲了一个听起来有些幼稚的寓言,来说明弱者有时候会拥有奇迹般的力量:假设两个人突然争吵起来,双方都不知道起因到底是什么,但都怀疑是对方恶意挑起的。其中一人成功将另一人摔倒在地,并立刻坐在后者身上,压着他的手臂叫他不得动弹。下面那人以踢腿回击,能咬哪儿就咬哪儿,只要挣脱出一只手,就竭尽全力又抓又挠。
双方似乎陷入了僵局,坐在上面的人很害怕。对,是害怕,怕自己手一松,控制得不强,也担心把下面的人放走。在下面扭动的人拼了命也不能允许这个“恶霸”得到一丝喘息休息的机会。显然,这两人不可能进行任何彬彬有礼的思想交流了。
又来了一个人,恳求上面那个人松开,下面那个人安静地躺着。现在两个人都左右为难。下面那个人怕自己安静躺着的话,上面的人不会松开手;而上面的人则担心放手的话下面的人会迅速反击来压制他。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的两人,都怀疑对方得彻底除掉自己才会得救。
我又假设情形变得更糟糕了些,想象两个人并非扭打在坚硬的土地上,而是在一片流沙上。不管他们是打、是咬、是互相争斗,只要一动弹,就会在流沙中陷得更深一些。这可不是什么零和博弈,而是“双输”的局面。
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想谈谈扭打双方各自的优势。从纯体力角度讲,上面那个人显然是占了上风。但从心理上来讲,要放开下面那个人,其实比让他安静不动更困难。这其中存在一个矛盾,作为上面那个人,他要是改变行动,失去的东西会更多。他的选择余地比较小,筹码也比较少。
而下面那个人呢,如果努力去遏制对手,反正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所以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因此,他的筹码更多,改变行动的话也没什么。如果他放弃挣扎,上面那个人就可能完全丧失优势。下面那个人即使停止身体上的反抗,还是能随时恢复挣扎、挠咬。他不会丧失任何优势。
要点在于,即使没有别人插手,解决问题的关键也要看下面那个人。当然,他停止挣扎还不够,还需要有意识地去了解另一个人的思想。他的确不能打败对方,但运用智慧也许能赢得他的善意。
如今回头来看,我写出这个寓言,可能间接受到了以色列哲学家和神学家戴维·哈特曼(David Hartman)曾经对我的启发:
你回忆一下,以色列的创建者不是那些普林斯顿或耶鲁出身的人,以色列也并不来源于美国300年的历史经验;创建以色列的人来自东欧和伊斯兰国家的犹太社区,心理上受过严重的创伤。犹太人的整体伤痕无法被犹太心理医生所治愈,他们需要一位巴勒斯坦分析师。所以,请帮助我治愈创伤。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时机不太好,我们不可能奢望赢得上面那个人的善意。此人体重超过130公斤,名叫沙龙。约旦河西岸地区被以色列的铁骑踏平,我的保镖们也总是紧张地注意着空中的动向,我任职的大学的传媒中心——我估计这是阿拉伯世界中关于和平共存、关于与以色列合作的最强音——被毁于一旦,《芝麻街》播放中断,插入了淫秽的内容。然而,正是在入侵期间,阿米和我开始讨论如何发起和平行动。
我的心态之所以这么积极,有个很大的原因来自一个看似毫无关系的源头:乔治·沃克·布什总统。他在巴勒斯坦人心中的形象与沙龙一般无二,都是政坛恶棍。是他为以色列入侵亮了绿灯;以色列军队围攻伯利恒圣诞教堂时,他也是袖手旁观。枪林弹雨中,一座圣母马利亚的石像被毁。要知道,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索事件可比这小多了。然而,小布什也传递了前所未有、叫人充满希望的信息。
2002年6月,布什总统在白宫玫瑰园(White House Rose Garden)发表了讲话,当时他身边还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之后一群美国人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其中包括美国领事馆的一名官员。我知道这些不速之客被讲话内容震惊了,看他们在椅子上如坐针毡的样子,再听他们之后的道歉就明白了。巴勒斯坦人的反应更为强烈。人人都说讲话是完全偏袒一方的。以色列一直在传播谣言,说根本无法与巴方谈和平,布什表示支持这个观点,也心照不宣地默许自己的“中东客户”继续武力进攻。
结果我的客人们惊讶地发现,布什的讲话反而让我情绪高涨,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我是同意他的。“长久以来,”布什总统说,“中东地区的公民都生活在死亡与恐惧之中。少数人的厌恶与痛恨让很多人的希望无从实现。”这话有什么好反驳的?又有谁能否认“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试图通过滥杀无辜来毁灭进步与和平。这让整个地区都蒙上了阴影。为了全人类,中东的情况必须改变”?这是事实。
太棒了!我最欣赏的是布什将以色列人的基本利益和我们联系起来。他提出的恰恰就是戴维营式的交换,以色列得到安全,我们得到巴勒斯坦国。但这绝非之前那种“不成文”的协议,而是在白宫玫瑰园正式宣布的美国官方政策。
以色列公民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中,这种状况不可持久延续;巴勒斯坦人生活在悲惨与占领之下,这也不可持续。从现状,我们看不到任何生活会变好的前景。以色列公民会继续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所以以色列也会继续自卫……我的愿景是两个国家能够并肩共存,共享和平与安全……以色列从1967年开始的占领会通过各方协商后的协议结束,要以联合国安理会的242号和338号决议为基础,以色列要撤回各方公认的安全国界。
字里行间说到了之前从未被纳入美国政策的很细化的一点。以色列不得不对抗的恐怖主义和不安全感,是与占领直接相关的。要结束这个,就不可能不解决那个。在那之前,以色列人所认为的“安全”一直是自成一派,完全与巴勒斯坦问题割裂开。
除此之外,我还在讲话中听到了美国外交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措辞。布什总统很明确地说,由六日战争引发的所有后果都必须停止。另外,他还强烈呼吁巴勒斯坦人民“选举新的领袖,不会对恐怖行动妥协的领袖。我呼吁他们建立一个以宽容和自由为基础的真正的民主国家”。停止枪炮,终结腐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还是那句话,哪个正常人会反对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这番讲话其实是把我们放在以色列的上风,正如我那个两个人扭打的寓言。不管是否遭遇入侵,我们都必须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有些方面我们明明是完全把控着,却管理不善,比如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法庭、规划和教育,把这些怪在以色列头上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失败了,是时候公开承认了。
更重要的是,“铁拳”行动让我们摆脱了可以寻求军事途径解决问题的幻想,从而成倍提高了我们真正占优势的潜力,就是和以色列人做一个存在上的交换。我们停止挣扎和撕咬,向坐在上面捶打我们的恶霸伸出友好的双手,这就是在践行自由意志。
时间已到,该渣中淘金了。我和阿米·阿亚隆频繁见面。一次,我去了他家——位于名叫凯雷姆马哈拉尔(Kerem Maharal)的莫夏夫中,离卡尔迈勒山(Mount Carmel)不远。他的家让我不断思考着我们正在发起进行的疯狂事业——对我来说还很冒险。1948年以前,这里还是伊齐姆村(Ijzim),后来3000名村民全部被驱逐到杰宁附近的难民营。阿米的房子有一部分就是由被驱逐的阿拉伯家庭修建的。
在与以色列人的政治交往中,我很少允许自己将个人友谊掺杂进去。与阿米的相处能做到这点也不难。他非常专业,一本正经,如同瑞士工程师修建大桥,我们不会假装熟络亲密,这也让工作更容易进行。我们关注的是共同利益,而非情感。正如阿米接受采访时所说:“从一开始我就不是在交新朋友。无论如何,我要真正和别人心意相通需要很长时间。”他又借用自己那根断指补充道:“我的亲密朋友,四根半手指就能数得过来。”
距离我们第一次在我的办公室中交谈已经过了数月,我已经阅读过他那张纸,和几个朋友商谈过其中的要点之后,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而熟知难民情感要点的露西,又提了几个与此相关的修改意见。我致电阿米告知了露西的意见,他同意了。
我们终于准备好联名签署文件了。我们将正式发布的地点选择在希腊雅典,比尔·克林顿要出席。不过,我们会先在东耶路撒冷的圣诞酒店(Christmas Hotel)举行一次初始会面。
我们把这个文件称为“目标地图”(Destination Map),希望作为布什那份“路线图”的补充。如果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地图是没用的。我们在文件中列出了目的地。不做糖衣粉饰,没有似是而非,不在合法性问题上吹毛求疵,也不玩文字游戏,而是直截了当,如同优秀的外科医生干净利落地切割掉肿瘤。我们的恶性肿瘤就是多年的谎言与半真半假的话语。巴以冲突催生了页数以百万计的研究报告,以及无数“不成文”与“心照不宣”的条款,但我们的解决方案只有区区一页。
● 两个民族,两个国家。
● 永久国界以1967年6月4日的国界为基础,保留一对一交换土地的可能。
● 耶路撒冷将作为两国的共同首都(阿拉伯人聚居区的主权归巴勒斯坦所有,犹太人聚居区的主权归以色列所有)。
● 阿拉伯难民只能回归巴勒斯坦的领土,犹太人只能回归以色列的领土。
● 我们认识到巴勒斯坦难民所承受的痛苦,将成立一个国际基金会,以色列也会参与进来,给巴勒斯坦难民以补偿,并帮助他们重新过上正常生活。
● 巴勒斯坦国将解除武装。
● 双方将在签订政治协议后放弃一切追偿索赔的权利。
我们避开了尊贵禁地/圣殿山区域的主权问题,强调说这个地方的重大意义在于其神圣,而不在于充满民族主义和布尔乔亚色彩的“所有权”问题。我们认为双方都是这个地方的“守卫者”,它有着崇高神圣的地位,因此不受人类的控制管辖。我们设想的安排是巴勒斯坦“将被指定为尊贵禁地的卫士,为穆斯林而守卫;以色列则是西墙的卫士,为犹太人而守卫”。
签名仪式之后,入侵期间略有消减的人身攻击再次密集起来。我的两个保镖总是令我意识到自己的观点有多么不讨喜。母亲觉得我终于疯了。“以色列人不会认真的,”她给我讲道理,“你为了他们冒被极端主义者分尸的风险,是为什么啊?”
很多人都在指责我,说我和一个“攻击我们、折磨我们、暗杀我们领袖”的人——也就是阿米——同台亮相。
“如果本来就是和平分子,也不用谈和解了。”我对他们说。
“可他就是体制的象征。”他们反驳道。
“恰恰说到点子上了。阿米就是敌人的象征。但这个敌人我们是可以合作的,因为他明白以色列的最大利益是什么,而这也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之间的纽带就是共同利益,不是情感友爱。”
以色列的那些右翼人士提出的批评还是老一套,我都听了多年了。最仁慈的评价是,我是个活在幻想迷雾中的知识分子。以色列的军方电台引用了环保部部长察希·哈内戈比的话——此人在大起义期间曾经想审判我——说我是个“小人物”,没有任何阿拉伯人追随我。在大部分话术中,我的形象是个穿粗花呢外套、一副教授做派的恶人。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上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萨 490里·努赛贝博士:小心致命珊瑚蛇伪装成的无害鲣鱼》。
6月,阿米和我去希腊的一个岛为和平运动剪彩。我们在雅典卫城影子的笼罩下,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站在一起。与此同时,在我们的故国,巴尔科夫的档案摆在了乌齐·兰多的办公桌上,这位部长觉得他拿到了我利用大学做“巴勒斯坦当局延伸组织”的证据。兰多其人,骨瘦如柴,看着不像煽动人心的政客,倒像是退休的高中理科教师,他对媒体解释道:“在耶路撒冷的核心地区,有一个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民间政治分支,其目的是要颠覆我们对耶路撒冷的主权。希望努赛贝表面的温顺谦和不要骗过任何人。”他反驳那些称我为温和派的人:“和阿拉法特比起来,他倒算是个温和派;就像和亚辛比起来,阿拉法特也算是温和派了。”换句话说,大家都是一丘之貉。
兰多部长派辛贝特的人手和60名以穷凶极恶出名的边境警察去了圣城大学的行政楼,就在洛克菲勒古物博物馆的街对面。辛贝特的负责人冲到我的办公室主任迪米特里面前,用乌齐枪指着他的头,安全栓是打开的。“迪米特里,我建议你向我们亮明身份。”他用阿拉伯语说,并自我介绍是詹姆斯队长,这个名字很不以色列,比较少见。根据迪米特里的描述,詹姆斯队长个子比较矮,瘦瘦的,穿着绿色牛仔裤和格子花呢衬衫,搭配得很难看。和兰多一样,他的外表显得与实际身份不符:不像秘密情报特工,更像个呆子程序员。
“你都知道我的名字了,还要我亮明身份做什么?”迪米特里用叫人消除敌意的语气问道——反正他是这么对我讲述的。
“把身份证给我,迪米特里!”队长不接招,厉声喝道。
“再问个问题,”迪米特里递过身份证,“你这身在哪儿买的?”
詹姆斯队长一脸茫然,问他干吗问这个。
“绿色牛仔裤和格子花呢衬衫!这搭配绝了!我保证自己永远不会去那家买衣服。”
“自作聪明。”队长压低声音,用毫无瑕疵的美式英语骂了一句。
几个说俄语的人取出电脑里的硬盘,把我所有的文件都装进箱子里——所有的档案柜都没能幸免,里面包括学生和我个人的记录以及研究成果——要运回总部。在此之前他们封了办公室,换了锁,还装上了重型钢栏,免得有人偷偷溜回来。他们宣布整栋大楼被划为封闭军事区,任何人不得进出。我的五位雇员被带去接受审讯。其他的大学教职工被枪指着,押出大楼。
整个行政系统完全关闭,而作为其命脉的数据库、文件档案和通信记录被全数没收,这当然叫人烦恼。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时机可真是好。支撑我与阿米合作的整体逻辑,就是智慧的非暴力行动比武器更有效。现在我有证明这个逻辑的机会了。
即便在没有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团队也已经和以色列人、美国人和欧洲人保持了多年联系。他们开始行动,联系各路记者、大使馆工作人员、公众人物、律师和政客;发出请愿,希望能得到以色列人,以及包括“白宫”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公开支持。
学校被关闭的第一天,就有几十个以色列和平活动家在办公楼外举行了一场静坐示威。以色列议会左翼派系的领导人约西·萨里德对政府发出严厉斥责:“这是我们政府的愚蠢行为。以色列政府常常说,要找到温和派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代替亚希尔·阿拉法特,而实际上却尽全力去羞辱温和派,让他们陷入窘境,削弱他们的力量。”
内部的批判,以色列政府可以轻易解决,但美国的批评就没那么容易对付了。《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说,关闭我的办公室终于“证明了以色列总理沙龙的真正企图不仅是打击恐怖主义,还要残酷无情地终止巴勒斯坦的全民愿景”。《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努赛贝]是新型领导人的完美范例。他爱好和平,讲求实际。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和布什总统都说过,巴勒斯坦人必须有这样一个领导人,才可能进行终止冲突的政治谈判。所以为什么把矛头对准他?
答案是,以色列政府中有很多重要人物并不真正希望实现“两国方案”,也不想和改革后的巴勒斯坦领导集团进行政治谈判。他们觉得现状更好:以色列占领或紧紧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越来越多。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出现一个备受尊敬的巴勒斯坦对话者。
兰多部长作出了反击。他的人翻出了我的两份文件,兰多将其公布。一份文件是贾布里勒的来信,要求我们在大学开设一些培训课,主要是法律课程,学生是他安全部门的一些人。另一封信是发给巴勒斯坦各大学的备忘录,讨论送学生参加德黑兰大学一个暑期课程的可行性。信件内容都紧紧围绕大学事务展开,包括发给所有阿拉伯领导人的信件——不管这些领导人的政权多么令人厌恶,我们还是发了信,比如其中一封是发给萨达姆·侯赛因的——都是请求为大学提供资助。
接到警察洗劫办公室的消息,我把阿米留在希腊,匆匆赶回耶路撒冷。一回到家,记者就问我,是不是有人故意发起这次行动,意图让阿米和我在雅典签署的协议作废。我很坦白地回答:“在这个地方,没有事件是巧合的。”
贾瓦德·布洛斯帮我发起对关闭学校的法律质询,并为此进行争辩。这个过程花了几天时间,包括与兰多的法律顾问磋商——对方很理性,真让人赞赏——最后发现兰多的主张是我的办公室属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我告诉法律顾问,事实并非如此。就这么简单。
“您愿意签署一份文件作出说明吗?还要说明以后也不会用来做巴勒斯坦当局的办公室?”她问道。
“乐意至极。”我向她保证,这个办公室和巴勒斯坦当局毫无关系,以后也绝不会有任何关系。这是大学的办公室,也会一直维持这个性质。
我的态度让她和贾瓦德·布洛斯都吃了一惊。他们可能以为我会为一些象征性的问题争辩,或者对阿拉法特表一下忠心,再欲盖弥彰地说大学和他没关系。他们不明白,就算巴勒斯坦当局要求我用这间办公室做什么相关的工作,我也会断然拒绝,而要拼命保持大学的独立性。
我签了保证书。在关闭行动后的十天内,兰多没能找到任何法律依据,只好重开学校。为了面子上好看,他说自己“欣喜若狂”,因为有巴勒斯坦的大人物承认了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主权。我当然没有承认。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以色列当局依旧没有归还我办公室的文件。他们需要时间细细查看每一页,肯定是以为会从中发现阿克萨起义的总体规划,或某个游击活动的计划书。
我接到“沙威警长”鲁宾·巴尔科夫的电话,问我能不能一起喝个咖啡。我们约好了时间。
见面闲聊几分钟后,他开始奚落约西·贝林和其他以色列左翼领导人,说他们是胆小鬼,是“freyers”,这是希伯来语中形容天真的傻瓜的粗话。“他们不是真的懂你们阿拉伯人,我是说你们的心理。”
我静静听着他这样胡说八道了一个小时。他自言自语地骂着那些左翼的胆小鬼,又说自己和亚辛聊过天。他吹嘘自己非常了解伊斯兰教,饱读早期的阿拉伯诗歌,当然也很懂得“阿拉伯人的心理”。(我敢肯定,他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从拉斐尔·保陶伊那儿现学现卖的。)他就那样絮絮叨叨,直到我觉得应该换话题了,便开口询问我办公室里那些被没收的资料和电脑。“你们看完了吗?我真的很需要你们把那些东西还回来。”
巴尔科夫的表情一下子变了。他换了一副认真严肃的语气,重 494复了我们上次交谈的荒唐断言:我是现存“最危险的巴勒斯坦敌人”。他靠在椅子上,甩给我了个心照不宣的眼神,仿佛我已经落入陷阱,游戏结束。“我一直在为你画像。”他鼻翼微张,食指轻轻敲打着桌面。接着,仿佛一个握有所有筹码的自信玩家,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我们在你的电脑里发现了这个。”
关闭圣城大学的办公室后,他和手下系统性地查阅了我的文件;他们仿佛一群要在神圣经文中寻找只言片语来证明自己的奇思妙想的人,找啊找啊,终于找到自认为能确凿无疑地证明我是危险人物的内容。
在数十万页的文件中,他们翻出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请求萨达姆·侯赛因为学校提供资助。我猜,可能因为在巴尔科夫眼中我曾经做过指挥飞毛腿导弹袭击的伊拉克特工,这封信就成了如山铁证。巴尔科夫和手下还在一张硬盘中发现了一些视频小样,其中之一是个30秒的动画,内容是女孩被士兵开枪击倒,还有别的什么人在扔莫洛托夫燃烧瓶。还有一个动画,表现的是整个地区的地图,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手牵手站成一线,将地图一分为二,这时候远处丢来一个手榴弹,破坏了这个“人链”。
我看着眼前打印的资料,认出是我和“即刻和平”筹划“人链”活动时,拉姆安拉的一个公关公司给我的广告提案,当时我在电脑上看过一眼,但否决了。
“所以呢?”我真的不明白他给我看这些是做什么。
“所以呢?看这些东西,一个孩子从血泊中站起来,朝以色列士兵扔石头和莫洛托夫燃烧瓶一类的东西。我现在明白了,你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个掩护,实际上是要进行暴力叛乱。”他觉得我企图将“人链”计划变成一场起义。(他觉得自己如X射线一样敏锐地看穿了“链”这个字是发动武装叛乱的密码。)说这些话的时候,鲁宾脸上一直挂着自信的笑容,仿佛鱼已经咬钩了。
我的怒气一直噌噌往上冒。“我用过这些东西吗?”我尖锐地质问,“我们在电视上播这些东西了吗?没有!”
他泰然自若地摆了摆手,好像在说,这不重要。
“你好好想想自己在说什么。一个公司给我做了动画,我看了以后,正因为你说的原因,决定不予采用。这动画和我的理念不符。”
他对我的回答表示不满。他的主要意思在于:我也许能够骗过那些左翼的傻瓜,但他很清楚我的秘密企图。他调动了自己所有的经验和专业素养,确定即将发生非常危险的事情,而出于专业与爱国的职责,他必须将其掐灭在萌芽中。我也许比那些一直被我倡导和平的花言巧语所欺骗的左翼要聪明,但要论才智可比不上他。我休想。保护以色列人不被我的诡计欺骗,他义不容辞。
我听着他这番话,越来越惊讶,这个人突然没那么像沙威了,反而更像“糊涂大侦探克卢索”。我问他,能有什么人,根据什么逻辑,认为我拒用的这个公关提案是对我不利的证据。“我知道你没有公开这个,”他还是一脸洞悉阴谋般的奸笑,“但你肯定把所有朋友都召集到办公室,给他们看了,让他们支持你。”
我很生气,同时又产生一种奇怪的同情,似乎我面前的人正在迅速失去理性。这么一说,我可能是该可怜他。他花了那么大力气,却什么也没查到。他和上司乌齐·兰多一样,坚信我本性奸恶,但将我的办公室洗劫一空后,竟然只找到弃用的动画,做动画的只不过是拉姆安拉一个想象力过于狂热的20岁画图师。
“萨里,你骗不了我的。”这次他音调提高了,带着攻击性和威胁的意味。
我受够了。
“朋友,”我语气温柔,起身准备离开,“我觉得你工作太辛苦了。你真正需要的是度个假。显然你压力太大了。”
我转过身往门外走,听到他说:“萨里,我是了解你的。”
大约一年后,巴尔科夫传召了我在耶路撒冷法塔赫的亲密合作伙伴之一。这位朋友一走进巴尔科夫的办公室,就情不自禁地注意到桌上有个厚厚的文件夹,表面用粗黑的字体写了“萨里·努赛贝”几个大字。鲁宾告诉我的朋友,要是他做不到让我被判终身监禁,被投入以色列的监狱,就会出版一本关于我的书,说清楚他查出来的所有“脏事”:“你们这位努赛贝博士是头号危险的以色列公敌。”
之后,我的朋友直接来到我办公室,把他的所见所闻讲述了一遍。“那家伙真是个疯子。”他一边大笑一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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