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至少清楚我的讲话公开坦荡。我所料不虚,这番话让很多人震惊到难以置信:“这是什么样的诡辩?我们的敌人怎么可能是盟友呢?狙击手早上射杀儿童,晚上在特拉维夫的酒吧里聚会。都这样了,我们还能有什么共同利益?”
我的言论甫一被媒体公开,就有怒发冲冠的巴勒斯坦同胞要求我这个新官卸任。之前我也说过很多不招人待见的话,但现在我是费萨尔的继任了,说的话分量也更重了些。威胁和警告从四面八方涌来,一个由在犹太区离散居住的巴勒斯坦人组成的组织开始传播一份请愿书,要求解雇我。“我们要求你立刻致信巴解组织主席亚希尔·阿拉法特,”这封联名信中写道,“要求立即将萨里·努赛贝博士解雇,不再担任东耶路撒冷的政治代表。”“小心!”有些人警告我。“不要挑战主席的警戒线。想想费萨尔的下场!”还有些人让我警惕“巴勒斯坦街头”,也就是刺杀行动。母亲用充满智慧又难掩疲倦的声音告诉我,我是在浪费时间。“一切都是徒劳无益、注定失败的。以色列人绝对不可能同意任何条件的。”她也担心我成为狂热分子的目标。
看着紧张的朋友和亲人,我说,自己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因为我个人不存在任何政治野心。“我不是一个政治领袖,”我对一家以色列报社的采访记者解释,“我是迫不得已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
对于要求解雇我的学术界同僚,我专门予以回复:
诸位:
我读了你们要求阿拉法特主席将我从新位置上解雇的请愿书。希望你们能将我的名字也加入最后的联名签署中,因为从种种因素来说,这份任命似乎也剥夺了我自由表达的能力。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一直在整理东耶路撒冷管理的文件和资料,感觉就像深挖一个破产的公司。我没有管理这座城市的总体规划,也没有预算。阿拉法特经常心血来潮散发钱财,根本不按照政策来,这样的习惯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我向一位以色列记者描述,人民“生活条件很差,使得他们的一生都非常悲惨、压抑;很多人甚至食不果腹,几乎已经忘记正常生活的模样”。长达35年的占领已经毁灭了作为公民的常识。人们变得十分消极且目光短浅,都是自扫门前雪。我希望能将他们从集体麻木中唤醒,让他们拥有“对新生活的梦想”,“我们的职责,就是将这个梦想植根在人们心中,并促成其实现”。
我首先是求助于大学的团队,为东耶路撒冷制定一个全面的财政计划。几个星期以后,预算表就摆在了阿拉法特的桌上。正如我担心的那样,这次的请求又被束之高阁了。
第二个行动是在当地成立一个政治委员会,成员有重要的公务员、宗教人士、商人、政客和这座城市所剩无几的贵族。支撑这个计划的设想是,和无政府状态下的单打独斗相比,我们团结在一起可以取得更为重大的成就,并且更有效地抵抗以色列的殖民统治。两个星期的合作和会议之后,我放弃了,主要出于两个原因:阿拉法特对这个委员会并不感冒,不希望其取得成功;以色列当局也插手,将其列为非法组织。
在任期间,我做的最有成效的事并不是和巴解组织共事,而是与“即刻和平”组织合作。这个组织在以色列社会的边缘化程度,已经不亚于我这个社会中的和平阵营。我们都是些散落四方的个人,在狂风之中徒劳地呼唤。
“即刻和平”中的一些领导与我在不同地点和不同场合见过面,454比如我的办公室、餐馆、酒店大堂等;我们一起敲定了一篇名为《和平时机》(“Time for Peace”)的简短声明,大致描述了共同的愿景。暴力行动自然必须停止,也必须要恢复会谈,基础原则有三:沿1967年时的国界划分两个国家,耶路撒冷作为共同首都,难民问题要得到公正、务实的解决。我们补充了“公正”这个词,希望巴勒斯坦人支持这个声明。
我们计划能把公众调动起来,支持结束冲突。我们希望办一场签字仪式,为整个行动拉开帷幕。双方的公众人物会到场签署《和平时机》文件。按照计划,签字仪式之后,我们会组织一系列的联合和平抗议,让双方民众表态,仍然有希望,仍然能拿出解决方案,仍然有发生奇迹的可能。我联系上了那不勒斯的长官安东尼奥·巴索利诺(Antonio Bassolino),他承诺会为这次行动提供国际背书,并会在2001年12月28日那天亲自到帝国酒店参加签字仪式。
日子到了,酒店里人头攒动,一片忙碌。“即刻和平”和“黑衣女人”(Women in Black,一个勇敢的以色列反战团体)组织了一场和平游行,将一大群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外国支持者聚在一起。游行队伍蜿蜒地穿过耶路撒冷,停在雅法门内的酒店门口。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来自工党和梅雷兹党(Meretz Party)的以色列议会成员,还有“即刻和平”的活动家们。数百名巴勒斯坦活动家和公众领袖都到场了。将近三千人在《和平时机》文件后附的小册子上签了名。
我们情绪高涨,也满怀希望。巴索利诺、约西·萨里德、约西·贝林、露西和我一起走到能俯瞰广场的阳台上,看着那些聚集在一起的和平游行者,往他们头顶的天空中放飞了一群洁白的和平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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