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沙龙轻而易举就把巴拉克打得溃不成军。巴勒斯坦人此时展现了“制造神话”的高超能力。我们的发言人强颜欢笑,假装高兴地表示,一只公开表现好战倾向的鹰,好过同样好战却把自己伪装成和平鸽的前突击队员。巴勒斯坦人再次掉入了多年未消失的陷阱,也是父亲特别了解的陷阱:他们认为会有“天降救星”,“世界”会以某种形式插手解决问题。而沙龙领导下的政府只会为此加速:冲突加剧,血腥事件频发,国际社会将伸出公义之手加以阻拦。然而,他们的希望,以前没有实现过,以后也不可能。
促使我回归政治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越来越加剧的“真空”状态破坏了巴勒斯坦领导集团残存的理性。5月末,以色列人试图刺杀贾布里勒。《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进行了很准确的报道:
对某些以色列人来说,一个名叫贾布里勒·拉杰布的壮硕魁梧的巴勒斯坦高级警官代表了未来和平的最大希望。贾布里勒长期以来都投入到和平谈判中,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阻止好斗的巴勒斯坦人攻击以色列。周日下午晚些时候,以色列势力从坦克和飞机上往他家发射炮弹。根据拉杰布先生后来所说,如果他当时不是在房间之间走来走去,为手机寻找最佳信号,很可能就性命难保。
除了这次之外,以色列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也表达过对之前多次类似行动的歉意,巴勒斯坦人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么是中东最成熟的军队错误地袭击了一直反对暴力、保留与以色列和平谈判意愿的那些巴勒斯坦领导人,要么根本就没错。
审时度势,贾布里勒作出了保持低调的正确决定。
10天后的5月31日,温和派的领导人下台了。我正在大学办公室里,费萨尔的儿子阿卜杜勒·卡迪尔·侯赛尼给我打来电话,报告了他父亲在科威特去世的消息。
之前的几个月,从未远离非暴力理念的费萨尔几乎无处不在,总是出现在勇敢保卫自己母城和遗产的地方。他非常善于“走钢丝”,不用扣动扳机也能精准打击压迫者。
费萨尔代表东耶路撒冷一群走投无路的人去筹款,这种事情他已经习以为常。那天晚上他很早就回酒店房间休息了,两个小时后,他的保镖说去看看有没有情况,却发现他已经身亡。从耶路撒冷起程时,他看着还很健康。巴勒斯坦人中传言四起,都在说是以色列人偷偷往他的咖啡里放了什么。
费萨尔去世的消息对我的打击程度,无异于亲生父亲去世。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在办公室完全沉默地坐了几分钟,努力控制泪水。我回想起我们亲如父子的那些年。马德里会议之后,我们关系略显紧张,彼此之前有些误会,而马尔万尽全力修补我们的关系。我难以置信地摇着头,又想起那时马尔万、费萨尔和我几乎每晚都在母亲家中见面,持续了一个月,直到事情恢复常态。“费萨尔走了。”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孤儿。就算我们的关系已经不复从前那般单纯和亲密,他也是我深深敬佩和爱戴的人。
已经有很多重要人物聚集在了东方宫。大族长、穆夫提、商业精英和基督教主教们都前来哀悼致敬,当然也有人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社会等级。我到了,东方宫的官员在人群中看到我,招手让我上前。我摇了摇头,躲在人群后面,和出租车司机们在一起坐在一个树桩上,头埋在双手之中,啜泣不已。第一次大起义,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当代史上最充满希望的时候,我们俩站在一起并肩奋斗;现在,我们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而费萨尔也走了。费萨尔的父亲阿卜杜勒·卡迪尔去世时,父亲是否也如我这般感觉?极度的痛苦与恐惧萦绕在我心中。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第二天,我来到拉姆安拉的穆卡塔,和人群一起等待专用直升机运来尸体。我见到了马尔万,他走到我面前,请我代表法塔赫为费萨尔致悼词。
他将葬在阿克萨清真寺,安眠在他父亲的身边。以色列当局竟然破天荒地有了同情心,承诺不会阻止前往耶路撒冷送葬的队伍。只要是愿意从拉姆安拉一起走过去的人,都能去阿克萨吊唁。
人群开始慢慢向前,我也挨挤在其中,想起父亲回忆自己为阿卜杜勒·卡迪尔送葬的场景,就在卡斯塔尔战斗之后的那天。一路上人群纷纷加入。遗体所过之处,有女人站在家门口饮泣。四处都树立着巴勒斯坦的旗帜。我们在毫无军队路障的情况下进入了东耶路撒冷,仿佛费萨尔的死解放了这座城市。我满怀悲哀地想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有死亡才能实现费萨尔的梦想,就算只是在他下葬的这短短一天。
他被安葬在阿克萨清真寺以后,我致了悼词。在人群面前,我宣称,费萨尔不只是一个人,在耶路撒冷,他深爱的每一寸城墙、走过的每一条街巷、抚摸过的每一块石头,都留着和他有关的回忆。他大半夜冲出去帮助过或者影响过的每一个人,会继续为他见证,继承他的遗志,保持同情心和正直诚信,尽心尽力为我们受苦受难的民族和深爱的城市贡献生命与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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