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这样的领导人,从各个派系汇聚而来,组成了“统一指挥部”,也就是阿克萨起义的领导团体。他们有着毁灭性的指导思想,认为光靠煽动群众和发传单,就能唤回十年前大起义的荣光。他们散布的极端主义程度越严重,就越受到大众拥戴;有了拥戴,就成了半岛电视台现场录制的“真人秀”中的主角,而这个所谓的“真人秀”,正是新一批“殉道者”与“英雄”的“制作中心”。
我找到了其中一位领导人,马尔万。我一直很欣赏这位拥有敏锐头脑的勇猛战士。但那些日子里他好像已经没有了头脑。他拿起了枪,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短视、最不符合道德的行为。
从开罗到阿尔及尔再到巴格达,各地的阿拉伯人都在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使得马尔万有恃无恐,开始把“洲际大起义”挂在嘴边。数周之前,他还笃信我们就要取得最终的和平,然而现在迅速转型成地下游击队领袖,策划着一起又一起袭击事件。他公开表示,支持以“占领势力”为目标的军事行动,也就是打击士兵及定居者。
之前的老师没有加入他的激进队伍,马尔万对此颇为不自在。他一直通过新闻和共同的朋友关注着我的观点。有一天,他说想和我谈谈,他肯定认为面对面坐下来就能说服我。
我们在拉姆安拉一家餐馆见面吃午饭。我是和伊马德一起去的,而马尔万的同伴是他在法塔赫高级委员会时期交的朋友。
“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坐下没多久,我就问他,“你觉得这些愚蠢疯狂的行为能把我们引向何处?”
马尔万一五一十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他先是向我保证,自己还是保持着一贯的立场,始终期望着一个和平的“两国方案”:“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接着他说了一句话,听起来很危险,仿佛某种古老的以色列经文:“巴勒斯坦人只懂得武力这一种语言。”(按照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这是奴隶最终也采用了奴隶主的思维方式。)马尔万解释道,根据他对以色列政治状况的解读,对方还不会作出必要的让步,简单直接地承认“两国方案”。以色列政治精英必须要承受痛苦和惊吓,从他们政治上得意扬扬的心态中跳出来。因此,一定要流血。
“但你这个所谓的‘大起义’根本传递不了任何政治信息。”我的目光锁定在他脸上,“如果你想让以色列承认你对和平的真诚投入,那现在做的事情肯定是适得其反。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你们迫切需要制造流血事件。”
“等时候到了,信息自然会清楚明了地传达出来。但很多事情还不成熟。”我没有回应,只是看着他;接着举手示意结账,掏出一些谢克尔付了钱。
“我没能说服你。”我们起身离开时,马尔万说。我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船到桥头自然直,你等着瞧好了。”他向我保证。今时今日,马尔万在一个以色列监狱中服刑,被终身监禁。
2001年年初,我觉得自己能起到的唯一作用,与第一次大起义时偷偷摸摸的地下行动完全相反。我站上了公众舞台。我写文章、开办讲座,尽己所能去宣扬理性。我觉得虽然渺茫,还是有希望的微光。克林顿还在任,巴拉克的政府尽管已经垮台,但至少在大选之前,他本人还是在任的。
2001年1月底,赶在克林顿卸任之前,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做了争取和平的最后尝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团队去了塔巴(Taba),想签订协议。双方的谈判团队都是最佳组合。以色列这边是约西·贝林、约西·萨里德等政治倾向一致的人;我们这边是阿布·阿拉、纳比勒·沙斯、赛义卜,和加沙安全部门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达赫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谈判者都展现出充沛的精力与充足的善意,贡献了很多有创意的想法。他们弥合了重大分歧,而且这次也没谁提耶和华或安拉的问题来破坏气氛。
问题在于,本土的政治形势已经彻底改变。塔巴的协议来得太晚。阿拉法特非常矛盾,举棋不定,因为他已经考量过,和一个行将落败的政府达成协议毫无战略意义。巴拉克也是踌躇摇摆,因为不确定达成协议是否能帮他赢得选举,也很有可能根本平息不了以色列平民大众合情合理的怒火。有人持枪在图勒凯尔姆掳走了两名特拉维夫时髦的申金街区的寿司店老板,把他们带到一片田野中杀死了。这两人是到约旦河西岸地区为餐馆买花盆的。以色列人很难想象与这样的暴徒谈和平。
沙龙带着那种不怀好意的笑容,准备着一场人人都提前知道结果的大选。“和巴勒斯坦人谈和平,这想法真是荒唐。”他站在演讲台上说。以色列人对他的支持程度,正如他们将阿拉法特斥为起义背后的邪恶操纵者。他们普遍认为,巴勒斯坦当局在非法囤积远超实际需求的武器,这就是证据,说明巴勒斯坦人并不是真正想要达成有实际意义的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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