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没有教育上的愿景,就算达到收支平衡也毫无意义。我发誓说,在我的守护下,学校最重要和最迫切的追求就是大量培养具有批判思维的头脑。在团队早期起草的一份政策声明中,我们明确了学校的任务,就是宣扬符合逻辑的人文主义思想,帮助人们发展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学术上和政治上皆是如此。学校要致力于教育男女学生,追求领导力、和平与民主的价值观。这个思想可以追溯到我从前在联合会和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我们的自由,无论是举起枪杆子还是挥舞旗帜都争取不来,只能靠自己滋养。
在那尘土飞扬的山峰之上,我也在关注着山下政治局势的发展。1995年到2000年间,我是个旁观者,有时候会感到困惑,但大部分时候是极度痛苦的。我经常是一手摩挲着美分硬币,一手拨弄着串珠。
曾经,像贾布里勒和他的战友们那样挥舞旗帜或携带武器,都意味着会锒铛入狱,而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变得司空见惯,这着实令人震惊。各种各样的旗帜四处可见,大量枪支突然出现。在流亡归来的巴解组织成员中,有年轻的领导人(所谓的“内部人士”),比如几年前被排挤在外的马尔万和贾布里勒;除此之外,大部分是年岁渐长的老派革命者,他们从1967年起就没踏足过约旦河西岸地区,有些人甚至在1948年后就离开了。这些人“外部人士”中有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派,还有少数残忍的暴徒。
他们建立的政权印证了我离开华盛顿前所有的担忧。政治上的重心突然就从“内部”的大起义活动人士转移到巴解组织领导人那里,地理重心则从东耶路撒冷转移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也就是“外部人士”居住的地方。不用说,政府大部分的部长是“外部人士”,而他们下面的次长总体来说都是很有能力的当地人,很多人曾供职于技术委员会,已经有了两年做筹备工作的经验。他们做过翔实具体的研究,手上有经过仔细斟酌的工作文件,随时待命,可以迅速行动,来建立高效运转的部门。
遗憾的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现实,和归来的领导合作。新任部长们被汽车、奉承等权力的诱惑弄得眼花缭乱,根本没心思去研究各类报告,或认真倾听当地属下的建议。高官们无视已经高高堆放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倒喜欢炮制新的报告,反正部长就是做这种事情的。很多部长闲着没事,喜欢围在阿拉法特位于加沙的办公桌前,看着他日理万机,等着这位老人直接给他们下达指示。有些对下属像天神一样颐指气使的部长,会费时费力地去阿拉法特面前,就为了请他批准自己雇用一个办公室秘书。所以,也难怪阿布·阿拉的PECDAR是巴勒斯坦最高效、最独立的机构。
我用尽一切努力置身于巴勒斯坦政坛之外。但有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法塔赫高级委员会就不再是个秘密组织,它吸引了大量雄心勃勃的政客。正如贾布里勒和我所规划的那样,法塔赫高级委员会是法塔赫在当地的权力基础,而其中最重要的推动者马尔万,一开始在全国受到的拥戴仅次于阿拉法特,但很快就位居第一。委员人数从15人跃升到超过70人。曾经帮助委员会成立的贾布里勒、达赫兰和萨米尔等人,仍然是委员会成员;还有很多来自各个地区的代表;就连中央委员会也有人想加入。
贾布里勒和我仍然在很多观点上不谋而合。(比如,他对哈马斯与教育的看法是:“没人有权用疯狂的愿望来控制我们的孩子。”)回到巴勒斯坦的贾布里勒,自己任命自己为约旦河西岸地区安全部门的领导人。这份工作并不来自旁人,不是阿拉法特,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以色列人。他就是冒出了这个想法,然后付诸行动。他只寻找和招募当地的法塔赫人员,大部分是曾经的狱友。过了些时日,他建立起一支5000人的武装力量。达赫兰也在加沙建立起另一支旗鼓相当的队伍。
阿拉法特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但作为从不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人——在实权问题上尤其如此——他也寻求了美国的支持,建立起其他的安全部队,大部分人员是新回归的“外部人士”。
费萨尔不是政府成员,因为在最后谈判之前,耶路撒冷一直被排除在外;而他的工作重心就是耶路撒冷。曾经作为“全国领导人总部”的东方宫,现在成为非正式的东耶路撒冷市政当局。费萨尔忙得不可开交,全力应对房屋破坏、土地征用,以及剥夺人们居住许可的邪恶政策。
我安居山顶,从旁观察,发现最重要的事态发展是耶路撒冷越来越紧张的氛围。官员们缺乏经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理不善,我们的政府或多或少无法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以对抗以色列政府目标明确、条理清晰的发展计划。乔姆斯基所言不虚:《奥斯陆协议》非但没能阻止以色列人,反而加速了他们的扩张。最赤裸裸的表现就是暴力的升级。双方的极端分子,有的用炸弹,有的用卡特彼勒拖拉机,很快摧毁了克林顿、阿拉法特和拉宾在白宫草坪上的握手所带来的全部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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